一个门牌见证一个时代的文学(遆存磊)

《凌汛： 朝内大街166号》 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12月

　　朝内大街166号，对冯骥才的人生有极大的意义，自然其本身也有着复杂的况味。在冯骥才的回忆中，韦君宜、严文井、秦牧等与朝内166号息息相关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一个简单的门牌号，一个老旧的出版社，予作家的影响是超乎想象的。因之，冯骥才言道，“如果老楼拆了，回忆更无凭借。我要赶紧去趟北京，站在老楼前拍张照，为了纪念，更为了永远的记忆与深刻的怀念”。

　　如今的冯骥才以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者的身份为公众所熟知，而留在文学读者记忆中的，更是那个写《神鞭》、《三寸金莲》、《炮打双灯》，写《一百个人的十年》的作家冯骥才。而奔波于乡野，为即将逝去的民间文化大声疾呼的冯骥才，其实也并未忘却自己的文学来路，当从友人那里得知坐落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老楼就要拆除翻盖新楼时，“好似碰到我心中底层的什么东西，怦然一动”，这便是《凌汛：朝内大街166号1977-1979》一书的起因了。“往时光的隧道里一伸脚，却扑通栽进自己如烟的过去，栽进过往岁月的深井，栽进一个时代”，冯骥才所记忆的这个时代，即新时期的萌发，亲历者的所见所闻，给予我们的启示应有另一番新意。

　　说起出版社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各个时代有各自的特点，但如1977年的此种“借调写作”，大约是前不可见，后来亦绝吧。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出版社可以放开出书了，但发现书稿奇缺，“当时的名家全在干校里劳改，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毒草，也没人敢写，更没人敢出版”。这就给籍籍无名的业余写作者以机会，出版社要从他们中间寻到合适的人选，打磨出可用的书稿。所谓“借调写作”，即这些写作苗子“临时‘借调’到出版社，吃住都在社里，吃的用的自己负担，住房不要钱，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作品，直到能达到出版要求与质量为止”。冯骥才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来此修改长篇小说《义和拳》，这一“借调”就是两年，如此一段时光既是他个体生涯中的关键一环，亦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文学界在新时期的悸动与波折。

　　冯骥才的《义和拳》虽几易其稿，但终究是改出来了，不过予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是那些稿子没能改出来的作家。他回忆了一位早三四年就借调到社里的作家，辽宁铁岭人，一肚子乡土传奇故事，善于讲述，多好的小说素材，却在这反复修改的书稿里派不上用场。因为这位铁岭作家要修改的小说，起笔于文革中，这几年政治形势颠来倒去，小说人物与情节必须紧跟着变来变去，“正面人物今天是造反派，反面人物是走资派；明天政治风云突变，反面人物变成造反派，正面人物换成老干部”，把这位作家折腾得够呛。终于有一天编辑无可奈何地告诉他，正反人物逆转，这个小说怎么也改不出来了。作家只好黯然离去。

　　让冯骥才体味到春之寒冷的，应是他大胆写出的小说《铺花的歧路》。在写《义和拳》的姐妹篇《神灯》时，意外受诗人叶文福忏悔的震动，那是一次酒后，叶文福痛苦反省当红卫兵打自己老师的往事，“大冯，你要绝对相信我—我对革命是赤诚的，就因为赤诚，我打得才特别狠！”受此触动，冯骥才的记忆中浮出类似的故事，暂停其他小说的写作，先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名为《创伤》。拿给人民文学社，却给社里出了个难题，审查意见难以出炉(在此期间，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因题目相似，决定改为《铺花的歧路》)。事情的复杂以致流言四起，“冯骥才的稿子出问题了，完了，冯骥才是反革命了！”人文社专门召开“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讨论《铺花的歧路》、《冬》(孙颙)、《生活的路》(竹林)，解决思想的争端，“这时，我感到罩在头顶上那坚硬的冰层出现了碎裂”。之后，这篇小说先刊发于1979年第2期的《收获》上，同年人文社出版单行本，虽仍然争议不断，但开堤的潮水已然是不可阻挡的了。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既是文艺界的重聚，也是文学风向一路向前不可逆转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