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启示录》：不该忘记血泪洗过的良心(梁鸿鹰)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创造历史，因为我们呼吸、见证、亲历、旁观，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善忘，却时常使我们有意无意地丢弃着历史、遗落着过往，任由它们湮灭在时光的尘埃中——连同有益的教训、可贵的经验以及人间的烟火气。也许这样会使我们的“历史”更加“光滑”，但恰恰更显出我们的无情与无趣。

　　11年前“非典”的突如其来令人记忆犹新——在我们刚刚跨入新世纪不久它便恣肆而来，共和国全民总动员，接连推出重大举措；人们众志成城，前赴后继。彼时，全民族经历着生死考验，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并且涌现出一批勇于担当、书写和见证历史的人物——我想说的是，在“非典”前线采访的队伍里，在冒死接近真相的行列里，《非典启示录》作者王宏甲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捱过了生死考验。在经历了“非典”前线的考验之后，勤奋多思的作家积累下大量素材。当然，他没有去赶彼时书写“非典”的风潮，更没有在关于“非典”的情绪化倾诉的声浪里，额外添加多余的分贝。但这些沉甸甸的素材，这些用汗水与心血换得的痛苦与欢笑的写真，并没有从他那里删除，而是经历着长期的沉潜、发酵与锻造。

　　关于“非典”的话题逐渐被淡化。在王宏甲看来，这不正常、不合理，这种选择性遗忘，被遮蔽的是我们以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教训与经验。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轻浅，失去一次将灾难变为财富的机会。他认为，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把灾难变成财富，就是真正的不幸。在“非典”事件中，不论得与失，都淘洗出我们民族血染的财富和泪洗过的良心，这不能被忘怀，不能被丢弃。我同意这个铿锵有力的立论。正如法国作家卢梭所说，“见到不平的事而默不做声，等于参与不平”。现在，王宏甲以一部扎实厚重的《非典启示录》为被遗忘的“非典”鸣不平。

　　《非典启示录》同样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对民族精神力量的呼唤与焕发。“非典”所考验的民族精神，是我们前行的伟大营养和动力。记得在当年“保卫北京”的决战中，在全国东南西北的疫区里，在生命受到威胁的种种被关注或被忽略的角落，何以出现了那么多勇敢的人们？一个民族焕发出来的集体智慧与力量，是如何在危急时刻显现出夺目光华的？这些都值得记录和弘扬，值得牢记和思考。

　　书中说，“人类对这个星球的破坏以及人类对人类的攻击和残害，都有动物比不上的丑恶。但是，人类中也有许多懂得为他人着想的人，他们呈现的优秀品质代表着这个星球的生命体所能达到的高尚。范信德就是这样一个高尚的普通人。”书中记录了这个在广东中山二院工作了整整40年的老医生，平时被同事们亲热地称为“德叔”。他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不凡与高贵，激励着人们。另有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最年轻的主治医师李晓红，她是在救治“非典”患者中第一位以身殉职的军医，她刚刚怀孕6个多月。在她生命的最后10天里，虽然已经说不出话来，但仍然坚持着记录下自己患病的感觉，一点一滴都不曾遗漏，希望对其他患者有用。人们看到她的笔迹一天天越来越颤抖，似乎看到她的生命在走向尽头。而在她逝世之后人们更发现，她不到30岁，常年使用3块6角钱的化妆品，住在胡同里没有暖气、没有卫生间的14平方米老房子里。“她属于那种平凡得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人。”像这样的好人默默奉献着太多的光亮，他们在关键的时刻站出来，燃尽自己，照亮别人。而我们对大德大勇的人们的表彰、宣传往往是一过性的，具有限于特殊时期的权宜色彩。随后所发生的事情、累积的信息，会不断地、迅速地覆盖着过往的一切——当遗忘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特别是当我们有选择性地遗忘的时候，实际上正在走上一条不该踏入的歧路。

　　对“非典”一战的采访，固然让人热血沸腾，但王宏甲是一位成熟写作者，读者可从书中看到情感丰富的记录主体。他在序中说：“病区的外面，太阳高高地悬挂在城市的上空。整个民族，都在呼啸阵阵的抗疫救危中奋起。我们这个民族，每每就在危难中从许许多多平凡的人们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芒，使更多的民众在热泪盈眶中经历灵魂的洗礼，发现自己身上也有高尚的呼应。那时，这样的光芒，这样的脚步，每时每刻就在那些最困难、最艰险的地方震耳欲聋。”现在，也就是11年的时间，我们难道就可以把这一切，有选择地遗忘掉吗？

　　纪实作品、报告文学的重要使命是寻找真相、发现真理。王宏甲作为一位有着宏阔视野和相当认识深度的写作者，显然不满足于真相与真理。他要洞察，并深入到事物的内部去。因为，这个世界，真相往往与谎言并存。即使亲历，也未必能认识真相、洞见本质。王宏甲痛切地认识到，“世上吆喝‘揭秘’、‘真相’之类的，多是传播谬误。我也警惕着自己视野狭窄，即使巨大的真相就呈现在眼前也会视而不见。这个世界常是被错误的观念、偏见遮蔽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