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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劫》一个重瞳的小说世界(李迎兵 吕谦诗)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5月06日09:54 来源:中国作家网 李迎兵 吕谦诗

  所谓重瞳,就是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这是一个直观的解释。早在上古神话里记载就有重瞳的人。重瞳的人,能够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事物。也就是说,他们对某些即将发生的事件有预见性、洞见性。

  接触老九,接触老九的小说,让人们感觉到他是一个极富个性的重瞳世界的艺术构建者。老九那一系列《连环劫》(老九小说集《连环劫》作家出版社出版2014年5月)《对象》《白老鼠》《永远的迷宫》《心灵是一个孤独者》等风格迥异的作品,宛若一座座重瞳世界中各自独立而又互相牵连着的水晶迷宫。有人说,形式即思想,结构即内容。我们在《连环劫》的复调和交叉叙述的语境里,感觉到作家老九隐藏在其后的身影。这种若即若离的抒写,总是不动声色,而且扑朔迷离,甚至于高潮的铺张和宣泄时,急转直下,跌入阴冷的冰窖。而在《对象》中,作家自己站了出来,冲向了前沿,把这个爱情故事,搅得风生水起,色彩斑斓,进而一片狼藉。老九,就喜欢这种审丑写作,他不按常规出牌,总是剑走偏锋,用他那重瞳的眼睛,观察人物和世界。

  在老九的眼睛里,似乎就具有某种重瞳的功能。这就是他在笔下不断地通过每一个人物的心灵剖白,去还原张弓子、罐橛在井下双双“意外死亡”的真相。由此,通过某种古人重瞳的复合功能,在其神采飞扬的笔下,力求还原某个黑泽明在《罗生门》里展现的复调故事。潘多拉魔盒一经打开,各色人等就同时粉墨登场了。张弓子与罐橛之死,让复兴煤矿的社会关系网一下子浮出水面,老丁、老叫驴、老九、白大勤、冷雅馨、张川子、烈霞、赵乍荣、劳娜等等,在这场“连环劫”中形成了“各自为阵”而又“众语喧哗”的局面。每个人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而每个人的还原和解读都是某种重合,又有所不同。罗生门般的真相解读,已经不具有惟一性,而有了个体的体认,不同个体的主观视角,使得真相的碎片在文本中不断地拼接着,出现更多的答案。寻找答案,有时会让人们很无奈。重瞳世界中的水晶迷宫,一旦陷入其中,就会永远迷失,而没有了终极。生命没有终极,所谓终极就是死亡。个体的生命不期然地降临到人世间。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他的父母似乎并未征得他自身的同意。所以,生命的荒诞性或许正在于这一点。老九在《连环劫》里所告诉我们的,可以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因为,任何语言都无法予以对我们诡异复杂困境进行准确的描述。

  我们在老九的《对象》第一节里,读到这样的句子:“在我想搞对象,该搞对象,要搞对象的那段时间,我发现自己是很臭的。”这里的“很臭”,不仅仅是“我”外在物化的矿工形体,更是源于内心深处的自卑,也为整部小说定下了自我审判的调子,老九毫不留情地撕裂了自己。于是,接下来对着镜子挤青春痘,“那些不该来却要挤着来的青春痘们,使得我的相貌看起来应该更加丑陋。”这些叙述,完全契合了老九早年青春期的情绪,有了一点“残酷青春”的调侃味道。作家笔下的复兴煤矿及其洗煤厂,让“我”的特立独行显得更加怪异。这既不同于当年徐星《无主题变奏》里的“我”,又不同于王朔的《橡皮人》《顽主》里的主人公,因为不同的环境背景和地域性,让不同的人物有了更多的性格重合之外更多的个性和延展性。《对象》在向我们展示什么?我们很难界定它、概括它、归类它,但它的诗意、气氛、情绪、焦虑、孤独、个性却无时不在,并氤氲着、包围着,甚至拥抱着我们,挥之不去,驱散不开。

  你会发现老九《对象》里的“我”,是《连环劫》里“老九”的延伸,甚至于有了更多丰富性和饱满度。这是因为,作家老九与自己笔下的“老九”,与《对象》里的“我”,有了更多勾连性、贯通性,如同面对不同方向设置的镜子,让我们看到多个不同的老九——此老九,似乎并非彼老九,但又确有某种极为巧妙的暗合和呼应。据《圣经》里说,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了一个人。先往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有了灵。于是,人就活了,能说话,能行走。上帝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亚当。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其实,作家在塑造自己笔下的人物时,或如上帝造人。老九的抒写自如,正是因为其脚下这块坚实的土地,如同福克纳、马尔克斯、乔伊斯等前辈作家们挖掘的那口生活的深井。老九的深井,就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和工作的复兴煤矿。我们读老九这部最新的中篇小说《对象》,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异于常规的文本。每篇小说各自成篇,但又互相牵连,每篇既是个体,个体又组成整体,一如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

  在老九《对象》第三节里,介绍矿区,从大的方面分为三种,比如露天矿、平硐矿和井深矿等。尤其,对“仓下”的描写,让人想起了卡夫卡的《地洞》。不过,卡夫卡的《地洞》充满了天才的奇丽想象,对现实世界的象征,让读者感受到某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压抑。而这个“仓下”,却是来自老九真实的生活经历,来自他那真切的生命体验。在他的抒写中,“我”与老鼠、壁虎、蜈蚣、潮虫等成为了好朋友。开头大量的铺垫都是为了“我”心目中女神烈霞的出现。在第五节里,她让“我”立马“就呆傻了,就懵懂了,就崩溃了。她刹那间揪走了我的心,扎根在我的眼睛里,全世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强烈的感受,也只有在屠格涅夫的《初恋》里见到过,但又有老九独特的发现。先对烈霞山口百惠的头型,以及衣着打扮简单地勾勒,突出了洁净、安静、沉静的特点。随后,“秋天的阳光穿过墙壁,笼罩了我;秋风从门口闯进来,抚慰了我;小楼的水泥地板,托举了我;我的身心飘了起来,热血直冲头顶,想冲动地对世界呼喊。”这段文字,让人感同身受,不由得不想起老九这个具有刚烈性格的矿工汉子,还有极为敏锐细腻的柔肠侠骨。老九在《对象》里对爱情的描写是具象的,但他在小说里所具有的重瞳特点,使得小说视点在不断拉近人物内心世界的同时,又不断地拉开,展现了更多相关人物的命运。

  我们知道,一个真实而又感人的爱情故事,记录的是当事人真实强烈的内心感受。既奇妙而又懊恼的内心感受,富有更多的戏剧性,因而有了激动,也有了感伤;有了甜蜜,也有了无奈;有了留恋,也有了惆怅。老九通过“我”的叙述,开启记忆,重温爱情的奇妙与懊恼。爱情是奇妙而又疯狂的。任何有过情感经验的人,都能感受到那种如痴如醉的曼妙。她总是突然降临的,总是当事人还没有作好准备的时候,突然降临,就像她降临到“我”身上一样。其实,“文学”不仅仅局限于技术或者文体层面。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戏剧,都是通过语言符号、形式要素、经验表达之间的复杂关系,呈现出来的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心灵演变。小说文本的完成,其重要任务就是要呈现纯形式的艺术路径,又要呈现出人物形象内在精神的演化过程。老九《对象》里有了这种强化,宛若神来之笔。其中,通过爱情心理的抒写,通过诸多人物形象和特定环境下的人物关系,力求让小说文本充满更多指向和可能。

  老九《连环劫》与《对象》里的“我”,又有了不同。《连环劫》明显是《对象》的某种反证。当年还在为找对象发愁的“我”,在《连环劫》里已经有了“怕的幸福”的另一番感受。“我”在走向成熟的同时,也有了早年不曾有的“幸福”无奈。文中记录的相当真实,对大量生活积累处理得简洁而精炼,情境的描写又暗合了主人公的心境。这里的“我”,以及与篇中出现的“老九”或者“我”,肯定都是作家老九的精神缩影,但又有某种小说视角不同的变异。变异是因为重瞳的效果,也可能不是,还有某种距离感,焦点,甚或时间和情境不同,所导致的多样性效果。即便是屠格涅夫,即便是卡夫卡,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都或多或少地有着作家自己的影子。这样的影子,在老九《对象》里达到了一个精神的高点。

  2010年诺奖得主略萨曾说:“我喜欢文学,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宿命。”其实,在老九身上也有这样的深深胎记。血液流淌在他的身体里,热腾着的依然是痴迷文学的梦想。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他会走在矿区,走在生活的泥土上,伸开两只短粗手指的大掌,露出真切的笑容。而在《连环劫》里死去的张弓子,则在《对象》里向“我”传授着人生经验,娓娓道来。这就是重瞳视角和复调艺术的繁复性,在老九文本中不断地“跨界”和“越位”。

  老九,因其排行老九而得名。真名杨佑田。从他的小说文本里,读出了诸多来自厚重现实生活的人生况味。显微镜与望远镜,打开了宏观和微观两个世界的大门,从而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老九试图在小说文本里通过自己独特的抒写和诠释,达到显微镜和望远镜的效果。“我们”和“我”是一个大小不一的同心圆,有重合,又有“共同体想象”与“个体的体认”之间的不同。任何一个当代作家都是对过往文学经典之上完成的,因为有了某种新的添加和改变,也试图与大师们进行着对话。无论是《连环劫》,还是《对象》,都在叙述语言和叙述结构上与地地道道的传统路径有了主动的革新。这种革新,应该是作家对更多写作可能性的一种颇有价值的尝试和探寻。

  中国文学写作的更多可能性,解决中国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的问题,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创作发生期前后就遇到的重大课题。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萧红,乃至到当代作家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等新世纪以来的诸多代表作家及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思索和尝试的努力。而老九的《心灵是一个孤独者——致卡夫卡》,就是一篇向大师致敬的小说。“一只欢乐的猎狗正追赶着一只活泼的白兔,不管白兔跑向何方,也始终摆脱不了猎狗的追逐和吞噬。”这样一个画面,顿然让人想起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有了一种“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白老鼠》里小石头这个人物,具有某种让人深思的内涵。而《永远的迷宫》里的李贵,则是某种寓言和警示。主人公李贵的一言一行,无不体现了作家隐其背后的审视和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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