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我的写作关注社会底层

　　陈思和、陈晓明、余华等文学名家扎堆广州开讲

　　余华 陈思和、陈晓明、余华等文学名家扎堆广州开讲

　　连日来，羊城迎来几位文学名家不约而同地来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明，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陈思和分别在大学城开讲，而著名作家余华也因为在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获奖来到广州，27日，近年来非常低调的余华来到佛山国华纪念中学进行题为“我为何写作”的讲座，和现场观众分享了他的创作故事和写作历程。昨天下午，知名作家阿来在广东财经大学演讲，主题为《文学化想象的中国边疆》的演讲。

　　思想漫步，文学名家的到来让四月的广州文化生活格外丰富。南方日报记者在现场记录了这些名家讲座中的思想火花，以飨读者。

　　余华：

　　承认自己

　　再也写不出《活着》

　　在面对学生的讲座中，余华特别回顾了自己几部主要作品的写作经历。“每一部小说的写作都很不容易。当我开始写长篇小说时，第一部《在细雨中呼喊》在我看来是最难的，估计以后我都不会再创作《兄弟》这样长篇幅的小说，50万字的小说不会再写了。”余华认为一个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梦醒总是会变得实际，“现在我对自己的要求不高了，再写两、三部长篇就可以了。”余华说。

　　谈其最喜欢的作品，余华表示，他的《活着》发表至今已经22年，但至今说起来却心有余悸，不敢完整地重读一遍。

　　“哪怕是朗读其中的片段，每读一遍，我都会哭一遍。”十多年前，余华曾经在维也纳大学进行演讲。当时，学校挑选了《活着》的一个片段让余华朗读。余华读一段，旁边的翻译也跟着读一段。读着读着，余华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最后带着颤抖的哭腔读完了整个片段。当他放下书的时候，余华看到坐在前排的校长也在偷偷地抹眼泪。“后来我去瑞典时，我的译者安娜也要朗诵《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她朗诵时也是一脸难受的样子。那一次之后，我就和所有人我再也不读《活着》，他们邀请我读，我都会叫别人代读。”

　　《活着》是余华走向世界的第一本书，他曾经把它称之为“幸运之书”，直到去年，《活着》依然拥有畅销书的销量。“去年一年，《活着》依旧卖了40多万册，而在美国，每一年的销量，仍然有4000册左右。我以前还很天真地认为，我还有能力写出一部在比《活着》更受欢迎的小说，现在知道是不行了。”余华说。

　　说起自己未来的写作计划，余华不再奢谈文学梦想，更不再去想销量。“剩下的，就只要努力写，写我自己认为好的就可以了。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其实并不高，我总共写7、8部长篇小说就够了，我现在已经写了5部，再写2、3部就基本完成了。”

　　陈思和：

　　乡土文学写作

　　已走到尽头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来到广州大学城，以“如何阅读和理解莫言的文学创作”为主题讲座。陈思和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的见证者，他对中国文学长期以来的关注，在中国批评家中是弥足珍贵的。陈思和在早年就提出属于自己的完整的文学史，贯穿在他文学史当中的“民间立场”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发展和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在很长时间里面，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建设。

　　“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一触及乡土就特别容易沾光的。”说起乡土文学，陈思和把它归结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基本的主题，早已深入人心。“我觉得乡土文学是一个特别容易出成果的文学品种。但是这个品种在今天已经走到头了，我说走到头，不是说以后就没有乡村文学。而是我们应该反思，像莫言、贾平凹他们最得天独厚的地方在于生活中的亲历，他们的生活和经验成就了他们的创作。”

　　在讨论到都市文学写作的时候，陈思和认为作家在这方面的探索是艰难的，前面基本无经验可寻，巴金算是属于少数涉及都市小说写作的作家之一。“今天的都市已经成熟了，人们的经验也丰富了，写起来不再那么棘手。但我们知道，中国有两个题材的小说还是最容易成功的，一个是官场，中国是有两千年官场文化的社会，想出名就写官场小说。第二个是写农村，农村太悲壮了，故事是层出不穷的。写农村的，只要写得好，一般也能迅速得到读者青睐。”

　　陈思和认为，都市文学要得到最高的评价，甚至被学界和大众普遍关注，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少见的。“我认为，都市文学要形成一种稳定的风格是很困难的，都市是瞬息万变的，在上海像做梦一样，仅仅一个世博会，上海就有12条地铁线出现了。广州也是一样，可能因为地铁的出现，道路都会改变。在今天这个时代，城市就像一个魔方，我们如何把这个空间升华到文学意义上的都市，美学意义上的都市，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难题。”

　　陈晓明：

　　都市文学

　　不该再走消费主义路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明以“文学：细节的力量”为题和广州大学城学生进行了交流。陈晓明是和莫言、阎连科、余华这一批作家共同成长起来的评论家，在讲座中，他首先阐明了自己关于文学阅读的观点——“在今天进入读图的时代，我们更应该谈论文学，更应该静下心来阅读文学，因为文学在任何时候，始终是构成文化传承、文化传播的最内在要素。”

　　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中国作家崇尚欧美作品，向西方的现代派学习，并没有真正回到中国的乡村，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对中国作家来说是一种诱惑。

　　陈晓明强调，拉美的经验带给中国作家非常强烈的解脱感。“中国乡村文学的确达到了一种高度，对世界文学来说也是巨大的贡献，但这是侥幸，因为出现了莫言、贾平凹这些作家，因为他们有深厚且独特的传统基础。当50年代的写作者在乡土经验中达到了高峰，穷尽了之后，中国文学还能往哪儿走？”他提出疑问。

　　“70后、80后不可能在乡土叙事中超过50后，而50后在乡村叙事中也不可能再翻出大的变化，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要突破自己。”陈晓明认为目前中国文坛的窘境值得作家反思。“莫言在北大演讲时也非常坦率地表示《蛙》的写作过程中有十几万字都被推翻。这些作家非常认真，但是挑战自己又是非常困难的。”

　　在都市文学写作的问题上，陈晓明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认为作家在对现代人的理解上还有所欠缺。“现在的80后作家不应该再在消费主义的路线上走下去，为什么都市文学写作总是出不来人，张欣算是都市文学写作的的先锋，再数下去就数不出来几个能在都市文学写作中的出色作家了，我认为很多作家对现代人的理解不够深刻。”陈晓明表示。

　　■链接

　　余华谈写作现状

　　“生活比写作更重要”

　　去年，《第七天》在期待中面世，文学界和读者对作品褒贬不一，众生喧哗中，余华却意外“封嘴”，谢绝所有采访，拒绝做出回应。他表示：“如果一个作家在乎批评，那么他就真写不下去了。”此次获得大奖的余华，依旧“口风很紧”，不愿多说什么，他告诉记者：“我现在不怎么接受采访，因为我不想老是重复自己的话。但是我一般都是最喜欢自己最新的那部作品，这点我并不掩饰。”

　　讲座中，余华从侧面回应了《第七天》一直以来的争议——“我认为一本书的价值，要到50年后才能判断”。他还多次无奈地表示自己已经老去，“我确实老了，到了我这样的年龄，说句实在话，我觉得生活比写作更重要，写作比获奖重要。”

　　余华的作品中对底层人物总有着悲悯的姿态，故事大多呈现了底层人物的生存哲学。《第七天》火车轨上的“弃婴”杨飞让人联想起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孤独少年孙光林，除此之外，余华还塑造了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底层角色：徐福贵、许三观、宋凡平等等。

　　“我是从底层出来的，所以我只能写自己相对熟悉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描写上流社会的人，我无法理解他们。”余华在讲座中回忆了2012年的一段经历，他曾为一名白血病女孩募捐，为此打电话给那些跟他曾有过交集、关系还不错的有钱人，但得到的回复都是拒绝。“他们动辄一顿饭就吃掉两三万元，却不愿意捐钱来帮助这个女孩。他们还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去趟这道浑水”。“最后，是一个成都的打工者捐出了自己的骨髓，还把过去几年打工存到的5000元捐赠给女孩。“这个打工者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人。从这件事情中我明白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永远只会写他们。”

　　现场一位热心读者和余华抱怨，不要总把故事写得太“惨”了。余华认为，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就会明白个人情感和现实会有很大的冲突。”随着时间越来越久，我写作越来越客观，哪怕情绪有很大的起伏。因为人物的命运就是这样，有些人就是遭遇了不公正的命运，所以你只能这样写。"

　　南方日报记者 钟琳

　　实习生 张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