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化之下，必有丰仪(凸凹)

　　1990年代初，我和彭程、伍立杨、刘江滨、姜微等诸兄致力于“新书话”写作，彭程主编了一套“绿介文丛”(河南的大象出版社)，集中推出了“新书话”的写作成果，我的一本《书卷的灵光》添列其中。在报社里与彭程庆祝，他告诉我，光明日报社办了一张有关读书的大报，叫《中华读书报》。他即刻带我去见一个人，就是编“家园”版的王小琪。

　　王小琪雍容大方，有很温和的笑容。她说，我读过你许多东西，文字典雅、感性，很讲究，欢迎你给读书报写稿。文人喜被“飘扬”，她的态度便让我很受用，急切地说，一定，一定。因为住在郊区，与文场前沿相疏离，即便是报纸已办了有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便让她聚敛了许多当期和过期的报纸，装了满满一提袋，像乡下老农意外地捡到了珍稀物件，兴奋地拎回家里。

　　放到书桌上展读，心魂一下子就被攫住——报纸的内容编排像一座满载书香的大观园，人一走进，就流连忘返，终至迷失。其中有一处景观，最令人驻足，即是现在已成为品牌版面的“家园”。上边的文字，都是读书人的感悟与情怀，均娓娓道来，传递着因读书而涵养的温润静气，以及书香对精神提升的透彻体验，像书林游过之后，在那里小憩，三五个素心人在那里会心地交谈、切磋、商量，既关乎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关乎着世道人心。这是真正的读书种子所呈现的自足样相，是钱锺书所击赏的境界。

　　一提袋报纸读毕，已东方既白，小城虽无雄鸡，但也有晓雾被啼破的感觉。整个人也像被壮大了，虽居矮檐，也似雄踞于天地之间。

　　从此就不断地给王小琪投稿，好像不跻身于那个“家园”，读书人的身份就殊可疑。也因为能登“家园”的大雅之堂，“新书话”的写作激情又澎湃起来，以至于放任写来，篇幅也越来越长。《歌德谈话录》读过之后，一篇书话居然写了6000余字。但投去之后，久不见音讯，以为难以采用，被废了。正寻思另投，却看到了“家园”版刊出了一篇《作家的幸福之一：默默无闻的劳动》，署名凸凹。因为我没写过这样的题目，便吃了一惊，惊余细读，系我那篇长文的第一节。不久接到样报，还有一封附信，乃一叫“舒晋瑜”者写来，信中说，小琪升迁了，由我来接编“家园”，走前把您的大作移交给我，嘱我要认真处理。您的文章真是精彩，不过有些长，我私自做主在《作家的幸福》总题下，分三次刊载，祈您见谅，并希望您一如既往地支持“家园”。

　　读了来信，我十分感动，感到读书报的编者真是有秉承、有品格的一群人，他们以书香为贵、以作者为尊、以事业为上，有文化担当，并与读书人结伴而行。

　　这之后，我怀着敬意为读书报写稿，丝毫不敢懈怠。也视读书报的编者为知己、为朋友、为家人，体恤他们的甘苦，也领会他们的用意。时至今日，我在“家园”的徜徉，已近20年，发表的文字有数十篇的规模，若编辑成册，也是很厚的卷帙，有时我想，如果读书报像《文汇报》一样推出“读书文丛”，可以是很堂皇的一本。这些文章放在一起，可以见证我的读书历程，堪可成为我的“阅读史”，或“精神史”。岂止是我，几乎是读书报的所有作者，都可以作如是观。所以，一张《中华读书报》的出版史，其实就是这个民族的阅读史，它给时代留下了鲜活的记录，有脉络、索引、编年、文献之功。

　　读书报真是成就人。由于我在“家园”上的经年书写，我的“新书话”文字，在读书界、在文坛，有了“符号”影响。办读书版的报纸，都向我约稿，好像我已经是一个有权威地位的作者。虽然我居乡下，学养单薄，但，即便是一些文坛的嗜宿和大佬，也把我视为腹笥充盈的的“学者”。譬如学院派学者孙郁，就说我“多有辟见”，譬如《北京文学》社长杨晓升，就把我看作“方家”，譬如书评家解玺璋就认为我把“学识、体验和思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文字有复合品质。虽不敢承领，但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即便是不脱凡尘，也觉得自己身上有了清逸之气，大可以免俗。

　　还有，读书报架设的精神津梁，使读书人和知识者相互走进，有了心灵上的深度沟通，坚定了“声音是有重量的”的信念，能够共同抵御物质对精神的遮蔽，毫不迟疑地信任书的“拯救”功能。譬如著名的鲁迅研究家张梦阳，虽是前辈，是大家，却也尊我、爱我，甚至毫不保留地给我以敬意。我每有文字发表，他都打来电话、或发来短信，热情洋溢地表达宝爱之情。他说，我是好文章至上主义者，一读到你的文字，我就激动，就有心比天大的感觉。他的态度，让我情不禁地去拜访他，与他一起激动。他竟然把发表我文章的读书报集中收藏在专门的档案盒里，且篇篇都有朱笔做下的眉批，眉批文字，密密麻麻，字数、规模甚至超过了正文。有一处，甚至写道：“此种精到、深刻的论述，乃雅斋里的学者、厅堂上的教授所不能为。”在书的世界里，他忘记了年龄、忘记了身份、忘记了功利，有的只是率性的赤子之心。我们围绕读书报，纵情放言，其乐融融，兴奋之余，都感到，读书报是读书人的圆梦之器，是办在我等的心坎上的。问他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还敢写大部头的《苦魂》三部曲，他说，有读书报的陪伴，我精神富有，会一直写到死。

　　有人说，读书报是小众读物，是学者、雅士、城市文学者的案头清供。其实这是不经之谈。2006年，我去北京郊区的顺义开一个文联的会议，顺便看望农民作家王克臣。冒昧进了他的家门，发现他正蹲在地上，手拿一个大号放大镜，正在低头读报。一看报头，正是《中华读书报》。我吃了一惊，说，怎么王老，您也看读书报？他站起身来，说，小伙子，你以为我老汉就土、就落伍？真是隔着门缝看人！要知道，读书报是读书人的精神高地，它是一种标杆，我得时时用它衡量，恶补自己的短处。王克臣是第一代农村作者，别的人都已经销声匿迹了，他还是新作不断，而且乡土文字里也有不小的文化含量，从这里我找到了答案。在他的农家小院里，不仅有瓜棚豆架和看门的大花狗，而且还有红报头的《中华读书报》。用他的话说，我虽然写不出能登上它的版面的文字，但我心中向往，接受它的濡染。

　　由着王克臣的话，我不禁问自己，为什么读书人愿意接受读书报的“濡染”？梳理自己的切身感受，我认为主要是缘于它及时到位的文化观察、公正严谨的话语立场、自由生动的文体风格，总之，它以读书人为本，处处体现对读书人的体贴与照拂。譬如它的书讯，不仅有对书人书事的及时报道，而且还提炼出鲜明的观点；譬如它的文化叙事，不仅有历史的事件呈现，而且还有深刻的来路分析；譬如它的人物访谈，不仅有个性的私人言说，而且也有细致的文本分析；譬如它文坛的世界瞭望，不仅有他国的文学现象，而且还有本国的对照比较；譬如它的公案钩沉，不仅有一方的咄咄叙述，而且也有另一方的娓娓补充；譬如它的新书评介，不仅有理性的批评内涵，而且也有美文一般的动人笔法……种种文章，毫不八股，更不装腔作势，一切都来得亲切自然、生动活泼。这逼近了“书香”的本质，即时间深处的心灵“浸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