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的“出逃”(李骏虎)

　　长久以来，有一个隐秘潜藏在我的灵魂深处，在我最感到事业上得意和生活安逸的时候，它就会跳出来，与我对视，让我自省、失神。随着年岁的增长，它越来越频繁地跳出来，且目光越来越深邃，渐渐地，使我产生了一种愧疚和感叹。

　　其实，这并非我独有的秘密，它是许多离乡的农家子弟共有的心灵隐私。有人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命运改变后的狂喜，一生都陶醉在这种窃喜当中，并越来越贪恋如衣锦还乡的那份荣耀，我却经常陷入失落和不安中。

　　我不是要做忏悔，命运安排我在一个地方出生，中途又离开，或许谈不上罪过。我只是想做一个坦承：我当初泼了命地要考入城市、离开生养我的农村，并不是出于要成为国家栋梁、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的伟大理想，我只是无法忍受劳动的繁重和精神的绝望，想摆脱那种劳苦，去寻找一个新的天地。我体验过劳动的快乐，也曾安享农闲的诗意和歇晌时的静谧。劳动是光荣的。但对于农民自己，它或许更像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没有光荣的意义可言——它的光荣之处，在于养活了不曾种地和不再种地的人们。给劳动下完光荣定义的人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劳动的果实，谈起农民来，流露着怜悯或厌弃的心态。而我不能。

　　我清楚，粮食不仅仅是种出来的，它们一颗颗，都是汗与血凝结而成。正是这汗与血，让我自省、失神，愧疚、感叹，失落和不安。

　　“一望无垠的田野上，金黄的麦子一浪高过一浪……”这诗意而壮美的景象，我刚上小学时就会朗读和背诵。丰收在望的麦田，的确是壮观的，但当我成为一个农民以后，守望麦田的情景和课本里的描写却无法重合。开镰之前，望着金灿灿的麦田一直流泻到天边，的确让人激动。但当你弯下腰来，从一位观赏者转化为劳动者，一切就此不同：

　　三伏天的骄阳炙烤，全身上下都在淌水，捉摸不定的夏风偶尔会光顾你，让你在酷热和突至的凉爽的剧烈反差中打一个激灵。当夏风吹息身上的汗，它留下了一件与烈日合谋制作的薄膜，用来包裹你的全身。到后来，汗已不再出，但它形成的那层黏膜却越来越厚，并且渐渐发烫。那层黏膜，在麦季刚开始的时候是看不见的，当大地上的金黄渐次退却，人身上的黝黑渐次蔓延，它会渐渐跟你的血肉渗透并生长在一起，在黑皮肤上形成淡淡的银色，角度适当的时候能够看得很清楚，像银粉，又像月光。这是农民特有的肤色。汗不再出的时候，手上就被镰把打出水泡，不小心弄破了，钻心地疼，根本握不住镰刀。手掌握不紧镰把，又最容易打起水泡。打水泡的同时，腰开始酸痛，弯下去直不起来，直起来弯不下去，最后腰背干脆失去了知觉，直感觉那一截是空的。

　　当我在某一个时刻，完全被疲惫击倒在自己割下的麦子上，我的父母已经割到地头折回来了。他们割麦子的动作协调，步调迅捷，像是两部精良的机器。我躺在那里，惊奇地目送我的父母并肩从我身边弯着腰刷刷地割过去，感到了一种伟大和悲酸。在广大农村，像我父母这样对在我看来几近极限的劳动习以为常的农民太多了，他们在超越身体疲劳的同时，达到了精神上的平和。我曾经以为农民是麻木的，后来知道不完全是这样的。在我们那里，假如你问起一位农民：你是干什么的？他会回答你：“受苦的。”这回答里并没有任何抱怨和不平的情绪。而于我，新的生活方式的诱惑，使我最终背离了祖辈的人生轨迹。我，是农民中的一员逃兵。

　　或者是我不具备一个合格农民的禀赋。夏收是农民最重大的课题，而我却不能承受它带来的压力。十一岁那年，麦子长势喜人，穗大粒圆，丰收在望。但天气预报却带来连阴雨将至的坏消息。我父母终日守在麦地里，看着麦子一点点变黄。他们与邻地的农民聚在一起忧心忡忡地看天，一次又一次拽下一颗麦穗来用手掌搓开，吹去麦壳，观察麦粒的成色，每个人都捻一颗麦粒扔进嘴里，用槽牙去咬，却总也听不到那象征成熟的清脆的破裂声。而天边已是黑云压境了。终于，他们决定提前开镰——歉收总比麦子全烂在地里好。我接过父亲递过来的一把镰刀——左臂揽麦秆，右手拉镰刀。可能是那种紧张的氛围令我心神不宁，也可能是尚青的麦根韧性太大，我怎么也拉不动镰刀。一着急，拼了命去拉，镰刀却滑开了，锋利的刀刃轻轻划过我的大脚趾，大脚趾的指肚像蛤蟆叫一样张开了大嘴， 白肉外翻，血还没来得及流出来。恐惧令我号啕大哭。感觉过了很久，父母才跑过来问怎么回事。看到我的血把凉鞋都弄湿了，脚下的土地变成了黑色，母亲说：“你就不看这是什么时候？！”父亲说：“指望不上你，回去吧。”我满腹委屈，弄不明白父母怎么突然把我不当回事了，只好自己用一只脚跳着逃回了家中。后来，那年的麦子还是被连阴雨泡在了地里，麦芽长得像豆芽一样又粗又长，我们吃了整整一年粘牙的面。回想那时候因脚伤逃避了夏收的恐怖和劳苦，我当时是深为自己的侥幸窃喜的。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农民，一切都无法逃避。

　　夏收中重要的另一项是打麦。我成为一名壮劳力后，负责把脱粒机吐出来的麦秸扔到垛顶的工作。一把三齿叉，连续几个昼夜地挥动。那时候就盼着脱粒机出故障，在机器停转的一瞬间，我就能堕入沉沉梦乡。倒在潮热的麦秸堆里，天堂般的舒服。机器重新响起的那一刻，又能够马上跳起来接着劳动。人的脑子，在这样的时刻，根本不会思考，完全凭借机械的本能工作。每年夏收来临时，我都会有大难临头的感觉，看到父母兴奋而平静地为抢收做准备，我迷惘又震惊，一遍遍地追问未来。最后，我决定逃出去，而当时所能看到的唯一一条可供逃跑的路就是：考到城里去。

　　但我依然无法摆脱汗与血的浇灌。我们兄妹三人，每有一个考到城市里去，父母都要粜几千斤麦子来为我们凑学费——正是无边的劳苦和无尽的血汗造就了我们这些“叛逆者”。而与我们同龄的伙伴们，大多陷入了另一个新的汗与血的轮回。有位诗人批评写“伤痕”的知青作家们说：你们这些生长在城市里的人，去农村呆几年就叫苦连天，觉得受到了天大的伤害；可农民世世代代都在地里劳动，他们又向谁叫苦了？我为诗人的冷静和清醒而钦敬，但他却没能告诉我：农民受苦对不对？假如农民拥有插队知青一半的经历和思想，他们是否还能平和对待“受苦”这两个字？他们是否会对人生产生另一种方向的思考？我觉得会的，我父亲爱好文学，并把三个子女送入了大学，这不能不说是出于一种反省。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作家们的叫苦当然是一种精神呼救，而相比知青作家，农民的世代劳作更是件无可躲避的事情。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索我从农村“逃”出来的对与错。我有近十年不从事那样艰辛的体力劳动了，平时连出身汗都难得，手上的茧子早已褪去，黝黑的肤色也变淡。一切，缘于从农村的出逃。我曾以为，这步路我可能是走对了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东西却越来越令我不安。

　　作家简介

　　李骏虎，著有长篇小说《奋斗期的爱情》《母系氏家》、中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评论集《比南方更南》等。曾获山西新世纪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