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文化发展新风尚(王新荣)

　　城市发展区域化、聚合化的征途上，正在产生以戏剧为推动力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发展模式。众多城市探索建设多样化的城市戏剧园区——

　　中国城市文化发展新风尚

　　“在戏剧发展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城市发展区域化、聚合化的征途上，正在产生以戏剧为推动力的一种新型的文化发展模式，使得原本作为专业文艺样式的戏剧承载起了不可忽视的社会使命，在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推动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宋妍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当代戏剧现状与发展”论坛上作出的这一表述，正是长期关注戏剧和城市发展的专家普遍关注到的一个新现象、新话题。

　　在当代中国，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论证出戏剧之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意义，也可以从中深切感受到一些融戏剧创作、系列剧目演出、戏剧知识普及与广泛观众参与度的戏剧群落，也就是我们常常所指的城市戏剧园区，对一座城市的物质进步，特别是精神哺育所能带来的积聚效应。因为，它能够聚合起一方水土独特的文化风情、人文地图和精彩瞬间，也能够汇聚起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共同的情感、意志、想象力和创造力。

　　>>文化突围

　　一流的城市需要一流的经济发展，更需要一流的文化表达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戏剧在社会生活中重要性的逐步提高，以及全国各类演出场所建设大潮的风起云涌，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率先仿照着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日本涩谷等模式，开始了建立中国城市戏剧园区的积极探索。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总经理杨绍林对记者指出，毋庸置疑，高台教化的戏剧自然担当着精神价值传播的功能。“由此我想到了两个人说的话，一个是经济学家罗伯特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经济活动关注的不是人类的高贵，而是人类的欲望。另一个是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一句名言，就人类的美德而言，要么使用它要么失去它，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为经济工作，那这个社会离崩溃就不远了。 ”如今，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城市的发展，除了楼宇大厦的密集成群、城区规模的不断扩张、 GDP的持续增长，它还应该包括一种文化民生。“我记得20多年前坐火车回北京，下了火车走到地下通道，第一眼看到的广告，很大的一个广告，‘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 ，到了首都第一眼看到的广告就是日本的汽车，有点五味杂陈。有人说在法国巴黎的中心城区是看不到可口可乐的广告的，新区可能会有，我去过，是这样的。 ”中国剧协主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拿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说，“作为一个国家，如果你的科技落后就会有亡国的危险。作为一个民族，如果失掉了本民族的文化，你就会有亡种的危险。 ”

　　北京市东城区早在2007年，就正式启动了“戏剧文化城”的建设，推出了“戏剧东城”的口号，出台了《东城区关于推进首都戏剧文化城建设的若干意见》 ，制定扶持政策，设立专项资金，聚合戏剧资源，为艺术院团、专家、编创人员、演出场所搭建交流平台。2008年初，北京第一家民间投资建设的独立剧场——蓬蒿剧场，在紧邻中戏、南锣鼓巷休闲艺术街区的东棉花胡同，破土动工。2009年10月，一部反映社区文化发展变化的戏《锣鼓巷的故事》一个月排成上演，为整个东城区十个街道办事处， 2000余名普通居民，免费演出10余场。2010年的2月，东城区政府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戏剧建设促进委员会” ，并出台了《关于戏剧发展公益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关于戏剧产业发展引导资金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策，还支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标性的戏剧艺术节——南锣鼓巷戏剧节。如今，“第五届北京·南锣鼓巷戏剧节”也将于不久拉开帷幕。

　　2009年3月，一个叫“现代戏剧谷”的商业文化街区在上海市静安区出现。这是上海市静安区在2003年开始的“戏剧大道”规划的升级版，是上海市探索戏剧文化向戏剧产业延伸的一次全新尝试。戏剧谷以静安区为中心而又不局限于该区，辐射了上海市区中心和西部地区几乎所有的重要剧场，形成了面积约3平方公里的“s”形带状街区。以安福路为中心，集纳了美琪大戏院、百乐门、上海戏剧学院等20多个文化单位和剧院。其定位非常明确：戏剧平台的服务商、戏剧资源的集成商和戏剧环境的营造商。

　　近年来深圳市也出台文化立市战略，推动国际化城市、现代化中心城市、文明城市和高品位文化城市建设，为此，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中心提出在该区打造一个戏剧高地的设想，突出体现在小剧场建设上。深圳市罗湖区也推出“09剧场” ，以及《军哥据说》系列惠民公益演出，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香港，其西九文化区的建设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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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有经济还不行，光有经济我们就成‘土豪’了，我们要把地域小区的上海静安弄成一个能量大区，就要有文化。 ”上海市静安区文化局局长张爱华表示，上海市静安区，是地处上海最中心的城区，也是全国行政区划面积最小的一个区，只有7 . 62平方公里，但是它的人均GDP贡献值却是全国最高。“一流的城市需要一流的经济发展，但是一流的城市更需要一流的文化表达。 ”因此，静安区提出一个战略叫“国际静安” ，国际交往常常关注的是各自的历史怎么深厚，人文资源如何丰富，所以， 2009年，上海市静安区做了一个文化特设区规划，确定了三大体系建设，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历史文化保护体系和文化产业培育体系建设。“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我们就得挖掘底蕴，讲好故事，用各种文艺形式把它表现出来，这是我们政府的文化责任。 ”据张爱华介绍，他们建立了现代戏剧谷管委会，为戏剧谷运营公司跟来这里演出的院团做一些政府层面的沟通工作，如资金支持、环境氛围营造等。“我们搭了一个平台，有一些剧目它就差一口气，缺一点支持，我们助推一把它就能演出成功。截止到目前，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大概资助了有280多台剧目，为上海的话剧演出市场作出了一点自己小小的贡献。 ”张爱华说。

　　>>文化民生

　　戏剧正在从以往相对小众专业的自娱自乐向广大市民参与共享的形态转变

　　如何超越中心城区之间“同质化、同构化、同城化”的竞争格局，在上海现代戏剧谷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勇看来，戏剧发展关乎城市形象的一次文化突围。静安区之所以选择戏剧作为主题来创建这样一个特色文化平台，是因为在静安区既有非常多的戏剧资源的集聚，也有非常多的白领人群，还有当下非常火热的戏剧发展产业态势。五年来，现代戏剧谷业已成为一张很好的区域性特色文化名片，对静安以致上海在城市文化发展方面产生了一个新概念的打造和引领，“不做‘土豪’ ，要当‘精神贵族’ ”的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者、管理者觉察并认同。

　　深圳福田区打造戏剧文化高地的设想也不谋而合。深圳市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副主任马林海认为福田区同样有着良好的戏剧资源积聚的软硬件条件。有人才储备、不乏演出作品、有大量观众群、有较扎实的基层戏剧创作和演出的群众基础、剧场资源可以满足各类大中小型不同风格的演出要求、设立公共文化发展专项资金保证了比较固定的资金扶持等，他期待着曾经创造过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奇迹的深圳，能够挥手告别“文化沙漠” ，创造一个新的文化快速发展的“绿洲” 。

　　“戏剧发展还是关乎城市文化民生的一项历史使命。 ”杨勇表示，现代戏剧谷在运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一个方向是“还戏于民” 。现代戏剧谷以资助、扶持、孵化等方式，以演出季的作品展演、导演工作室、每年一度的戏剧评奖、戏剧推广等为抓手，集结名导佳作，较为有效地推进了专业戏剧生态在上海的构建与形成。通过现代戏剧谷，戏剧的创造生产、演出展示、互动交流的增量效应日益显现，本地居民及广大在沪人士受益颇丰。

　　“重点是现代戏剧谷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当下的格局，从以往戏剧相对小众专业的自娱自乐向广大市民参与共享的形态转变，所以我们适时推出了一个平台叫作市民剧场。 ”杨勇告诉记者，在这里，市民在观摩各种类型的小剧场作品的同时，你也可以再接受非常专业的戏剧创作、表演、舞蹈培训等，有机会通过自编自导自演的方式，结合自身的市民生活、身边的人物、邻里故事及城市变迁等题材开展各种创作表演。就原创而言，他认为未来更多的戏剧原创活力在民间。

　　>>生态文明的文化提升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是不能有物质和娱乐，而是不能只有物质和娱乐；不是不能做文化产业，而是不能把所有的文化都产业化

　　“我们有一个口号叫绽放永远的戏剧光芒。 ”杨勇认为，戏剧发展关乎生态文明的一种文化提升。上海市静安区推动戏剧发展并不是做文化快餐，戏剧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提升城区的生活品质，归根结底在于提升城市市民素质，提升其文化修养。所以，现代戏剧谷左手是艺术，右手为民生，以戏剧普及与戏剧教育为抓手，构建上海及静安的戏剧生态。“我们以戏剧化生存为主题，通过组织广大市民走进剧场，提供丰富多样的戏剧公益观摩、戏剧讲座等，感受戏剧文化的魅力。以戏剧习惯的养成促进城区文明提升，以戏剧文化的繁荣促进城市生态的飞跃。 ”

　　北京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曾珊也表示，东城区委区政府一直在尝试推出戏剧公益演出，推出免费或者低成本票，目的就是以戏剧为手段打造一座首都精神高地。她认为，我们会恐惧会担心股市崩盘、楼市崩盘，也会恐惧会担心CPI持续上涨，但是我们更恐惧更担心中华民族的灵魂，被物质、被娱乐、被贪婪所淹没，会演变成一个没有道德标准、没有艺术追求、没有理性思考、没有深层创造力的弱智民族。一个健康的社会，不是不能有物质和娱乐，而是不能只有物质和娱乐；不是不要追求GDP，而是更要追求GDP背后深层的文化创造力；不是不能做文化产业，而是不能把所有的文化都产业化。一个健康的社会，至少应该有四分之一的金融资金流动在公益性、捐赠性、创造性、艺术化的领域，至少应该有四分之一的人拿出四分之一的时间甚至是财力，去从事公益性、捐赠性、创造性、艺术化的生命活动。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创新管办分离的文化运行体制。 ”马林海表示，戏剧生态的良性发展，体制机制的搭建是关键。深圳福田区率先创建了管办分离的文化运行体制，将原来的文化体育局下属的一些文化场馆、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剥离出来，成立了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专门来办文化、办体育、办活动。文体局负责制定政策、法规和监管等方面，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明晰。另外，在社会上还成立了各种经营文化团体，政府通过政策指引、经费扶持、购买服务等方式与这些团体进行合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管、办、营三个层次的文化运行体制。

　　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季国平认为，目前，国内部分一线城市都瞄准戏剧资源做了一些有益的创建戏剧文化园区的尝试，这种现象很好。但这种模式能否走得长远并行之有效，他同样心怀隐忧。“没有必要模仿，各人有各人的优长和思路，可以以话剧为自己的优势，也可以以小剧场或戏曲为自己的优势，就是打造自己的影响力。 ”季国平举例说，比如昆曲这些年有某些复兴的迹象，首先得力于成功申遗，在国内引起反响，政府重视了。接着有个白先勇，靠他的影响力在做推广。昆曲《牡丹亭》在北京连演三天，如果说第一天靠的是白先勇的魅力，后面两天就得靠剧目本身的魅力。“走自己的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在这个时候可以借助于名人名家来打造，但只能一次两次，如何培育健康长久且具有广泛区域辐射力的戏剧生态，后面的路更艰难，后续的动作也更重要。 ”季国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