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娜拉”们——评张耀杰《民国红粉》(李对龙)

　　　《民国红粉》 　张耀杰著 　新星出版社出版

　　1918年6月，由胡适轮值编辑的《新青年》4卷6号即“易卜生号”出版发行，其中收录了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易卜生经典戏剧《娜拉》(即《玩偶之家》)、陶履恭翻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翻译的《小爱友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完整准确地翻译介绍西方著名作家的文艺经典。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更是结合易卜生的经典戏剧，率先提出了与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价值信仰初步接轨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文明理论：“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戏中写海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许他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他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拉一旦觉悟时，恨极他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

　　附着易卜生戏剧和所谓“易卜生主义”引入中国，对于在中国传统家庭内部一直没有财产自主权和婚姻自由权的男女青年来说，娜拉式的反抗男权压迫及家庭禁锢的自由恋爱甚至于离家出走，一时间成为一种以新自居的潮流时尚。但是，这些只想享受权利而不愿意也不能够承担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自食其力、自限权利、自我健全的主体责任的新潮男女，显然不是胡适所提倡的那种“健全的个人”。

　　一直推崇胡适精神的张耀杰，对于胡适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更全面完整的理论阐释，从而演绎出一个以人为本的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和谐共处的多层级、多元化的价值谱系。张耀杰说，他一直按这样六个层级的价值谱系来深入考察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局限性和幽暗面的，只有在这样一种价值谱系面前经得起严格考验的历史人物，才有可能成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健康力量。依据这样一种多层级、多元化的价值谱系，张耀杰的《民国红粉》于严谨考据中融入一丝柔情，将目光由此前的政学两界的男性人物转向女性世界的红粉传奇。该书在详细梳理相关人物的人生历程、充分发掘女性人物积极向上的正面追求的同时，仍然没有忘记据实指出她们所作所为之中的局限性和幽暗面。

　　生逢从传统到现代的时代剧变，众多女性人物也成为公共政治生活领域的直接参与者。出现在《民国红粉》一书中的，有为革命殉情殉道的汤月瑛、陪伴革命领袖孙中山出生入死却遭受抛弃的陈粹芬、“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追随革命领袖的宋庆龄；　更有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救助男权丈夫、进而承担历史重任的何香凝、万冰如；　曾经死心塌地追随多情多欲的张申府二十七年的刘清扬，在后者犯了“立场错误”后毅然宣布与其划清界限、断绝关系，目的是为了依附于更加强势也更加神圣的“人民立场”、“人民军队”以及即将成立的“人民政权”。正如范泓在该书序言中所说，这些投身革命的“娜拉”，当她们成为某种“理想”的标榜、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交出去后，“自我”便在“集体意识”中消弭，导致她们的生命中满是政治刻痕，甚至于伤痕累累。

　　社会解放的另一主题是婚恋自由。但是，由于反抗传统包办婚姻、追寻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们严重缺乏自由自治、自食其力、自限权利、自我健全的文明意识和生存本领，等待她们的大多是鲁迅笔下的涓生和子君的人生悲剧。民国初年伴随政治革命而卷入女权运动的先驱人物，大多流于喧嚣浮躁。名噪一时的沈佩贞，所得到的只是男权社会尤其是革命党内部的疯狂消费和恶意中伤；吕碧城则在一番女权高唱后沉迷于诗情画意的孤独自恋；　庐隐任性而为地盲目追求乌托邦式的理想婚恋，不愿意脚踏实地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最终只能是害人害己、家破人亡；与庐隐命运相似的，还有一次次真诚付出却屡受伤害的萧红。

　　现实再残酷，理想也要满怀诗意，但是又必须脚踏实地。相比之下，并没有呐喊标榜反叛高调的马青霞和张幼仪，反而在力所能及的社会局限性中，脚踏实地地贯通了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进而在困境之中发挥出了经营实业的个人潜能，在承担家庭及社会责任的同时，实现了属于自己的一份人生辉煌。

　　面对民国“娜拉”的悲喜人生，在满怀诗意地形容她们“就像在风雨中走失的孤雁”的同时，必须正视她们的历史局限和人性幽暗。“局限性”不应该仅仅成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罪错的辩解开脱之辞，而应该引起公众理性的反思和深沉的检讨；否则，既往的历史局限就会一直延续，以至于成为难以根除的顽症痼疾，妨碍着人们永远无法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自食其力、自限权利、自我健全的“健全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