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经过了抗日战争的周汝昌，再次踏入燕京大学，继续在西语系学习。那时，他对英汉对译的兴致特别高，所选目标都是最佳的，为的是考验自己的语文能力与治学真诚。有了这个念头，他到图书馆觅书总离不开两大类：一是中国古代诗词，二是用英文翻译中华名著的书籍。燕大图书馆是一座宝库，它的藏书真是丰富至极，几乎想借什么就有什么。可是等周汝昌寻找第二类书时，却失望地发现，书太少了。
1950年，周汝昌西语系本科毕业，他成绩优异，论文叠册。单就翻译而论，即以离骚体汉译了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英译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英译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翻译了季羡林《列子与佛经之关系》；毕业论文则是英译陆机《文赋》。当年秋天，周汝昌考上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成为第一届研究生，并兼任外国语文系教师。
1952年夏初，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因赏识周汝昌的英语功底，调他到华西大学外文系任讲师。在华大，周汝昌意外地遇到了自己燕京大学同窗凌道新。自珍珠港事变以后，学友星散，各不相闻者已经十多年了，忽然在锦城相遇，真是“几番风雨送残春，万里殊乡值故人。识面共怜颜色改，呼名独见语声亲”，倍感欣喜意外。从此，浣花溪水，少陵草堂，武侯祠庙，薛涛井墓，都是他俩偕游之地，唱和之题。从凌道新那里，周汝昌探听到了吴宓先生的消息，方知他是在重庆北碚的西南师院任教。但让周汝昌奇怪的是，吴先生教的不是中西文化文学的交流课程，却被安排在历史系，不知究竟教些什么课程。
周汝昌到华大后不久，就遭遇“思想改造”运动，接着是高等院校大调整。周汝昌是华大唯一留在成都的外文教师而被归入四川大学，凌道新则由华大调至北碚西南师院任教，与吴宓在同一单位，遂与吴先生过从渐密。
工作和处境的相对稳定，“不安分”的周汝昌开始了早已制定的计划：汉译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洛美修斯》。这部四幕抒情诗剧共有2613行，他利用授课之余的空隙，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即全部完成；但让他犯难的是仍有数处疑难与吃不准的地方。他很快想到一条“捷径”，也是“良策”——请凌道新转给吴宓先生，向他求助！
主意拿定了！周汝昌把问题逐条抄在一张纸上，每条下面注明自己的疑问和看法。末尾附上一句：
谨恳道新兄转求雨僧前辈先生费神就原纸一为批答，无任心感！
汝昌顿首再拜五三、五、廿一
周汝昌将信寄给凌道新，由此而引出一段曲折的学苑佳话。
吴宓先生接过这张约有一米长的纸，浏览梳理一番，十分细致而又有条理地用红笔分别于每一问题前标注上号码，共得八则。针对这些，有几道题吴先生直接作出答复；有些则加以解说；有的句子他还用红笔标出1、2、3，以示主句从句，帮助理解……很快吴宓解答完七道题。
唯有第四问，吴宓没有给出准确答复。
周汝昌的第四问，很直接坦率，其来源即《解放了的普洛美修斯》的第一幕。关于这一幕的剧情，周汝昌作了概括介绍，现择录其中段落，道是：
第一幕是四幕里最长、最完整、最伟美的一折。全幕只是一个景，而在读者感觉上并不比四五个景的碎幕少变换。幕启时是普洛美修斯自白，正义而严厉地指斥暴君鸠彼忒，担荷着自己和人类的痛苦，坚信着必现的希望……下一部分即由大地引出六个精灵——人类思想的崇高的儿女——来给普洛美修斯以安慰。最后，由皚鸥妮、潘纚娅来结束这伟大动人的一幕，由她们和普洛美修斯的对话里，已透露了神圣的爱的力量，与春之新生命的来临——光明的曙光已隐然在望了。
问题来了——“由大地引出六个精灵”，即是周汝昌向吴宓提出的第四个问题。周汝昌问：
将近收煞时第五、第六两精灵各象征何物？(我猜测第五是“希望”，第六是“同情心”，不知是否？)
对于这一问，吴宓没有给出确切答复。他于此题后写道：“未得Shelley集，容后查覆。”
吴宓马上给他的朋友——沙坪坝南开中学教员邹抚民先生写了一封短信，信就写在这张提问纸的下方：
抚民兄：
川大教授周汝昌先生以八题求证，皆在Shelley’s“PrometheusUnbound”
宓为如上解答，未知是否正确。今求兄取出Shelley全集，逐一检对，覆勘
⑴决定宓1235678之答案是否；若不合，乞兄改正。
⑵4请据书代答。
然后迳邮寄成都四川大学外文系周汝昌教授收。下写邹抚民代吴宓寄
宓在渝平日可与研究英文，可与论诗，言友，只有吾兄，故以相烦，勿怪。
宓拜1953，五月二十四日
这短短的几句话，展示了吴宓先生的真性情和他的人格魅力。
邹抚民完成吴宓的重托后，遂在吴宓手札的后面写了这样几句话，作为答复：
近检雪莱集一一诵对知雨僧先生解答精详在情汝昌先生以第五六两精灵分别象征希望与同情心不为无据容稍暇细读全诗后覆陈鄙见以供参酌。邹抚民拜啓
这张问卷(如图)，紧扣四人心，五十年代学人的风范尽显无遗。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这四位学者都已远离我们而去，而这张问卷，弥足珍贵，亦成为文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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