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人的苦行与漂泊——评孙郁《走不出的门》(钟斯)

　　特别喜欢孙郁先生《走不出的门》一书中的封面，一个束发的行者背手面向远方，留给我们一个飘渺孤单的背影。画风简洁，留白处意蕴丰富。恰如行文中孙郁的文字，有高山流水优雅之情，也有竹林清泉甘洌清新之意。

　　从编辑过渡到学者，作者孙郁的双重身份与气质也让文笔显出感性和理性的激烈碰撞。能看出这是作者孙郁感性迸发激荡出的文字。虽然他曾想写出正襟危坐的严肃文字，终于还是在灵感突发之时任凭感情的潮水流淌，因为他所研究的那些并无久远的课题，带给他的震撼岂止用缺少生命热度的论文式文字就能表达的？于是，在他声色俱佳的描绘中，我们看到了上世纪这些文人们生活上的某些痕迹，流浪在京城的文学青年、鲁迅、章太炎与其弟子、老舍、汪曾祺、王小波……仿佛是被人忽略的某些痕迹，蓦地被人点亮，吸引后世如你我的注意……

　　和今天一样，当年的许多文人雅士也都漂泊或住在“北上广”。于是我们能在这里看到《旧京漂泊者》里敏感而挣扎的外地流浪者，孙犁、韦素园、高长虹、沈启无、废名等，理想的灯烛越燃越亮，然而人生的孤寂也尾随而至；甚至于京城里的外来女性“北漂”如丁玲、石评梅也是一番让人感伤的风景。如果当时拮据的丁玲不是遇到了胡也频，其境之苦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如果不是当时京城的氛围压抑着石评梅，会导致其过早离世吗？孙郁发出了疑问，我们也陷入了深思……

　　在《苦行者之路》中，鲁迅的形象变得生动可感。孙郁写道：“那时候(鲁迅于北洋政府任职时)鲁迅的样子和年龄不太相符，显得有些苍老，身上已暮气缠身了。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无聊和痛楚，可是又不安于这样的无聊与痛楚。”在这期间，也唯有读书是快乐的。鲁迅和钱稻孙、陈衡恪、许寿裳等人的交往，也在无意中给他以灵感和快慰。于是鲁迅在“外来”文化和民族文化中看到一番新的天地，而他对历史片影里闪烁的智慧，也多有注意。鲁迅甚至把自己珍藏的汉代铜镜和泥塑捐赠给了当时正值创立之初的历史博物馆，因为在鲁迅看来，那些古物“看起来折射着精神之光。保存旧物，非回到过去，开辟新的生活是重要的”。这十年(北洋政府任职期间)中鲁迅所接触的“混血”的艺术，某种程度上也均来自潜藏的发酵期。但鲁迅终究还是个孤独的苦行者，日后即便身处繁华的上海，孤独依旧如影随形。孙郁把鲁迅定义为“苦行者”，鲁迅终其一生，都行走在理想的路上，外界如何变幻，“孤独”只不过换种形式罢了。

　　孙郁笔下的现当代文人，多多少少都处在一种彷徨期，很少有人能洒脱地抽身其外，但《风动紫禁城》中的启功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位。爱新觉罗·启功没有因为自己皇族身份的特殊性而对紫禁城另眼相看，反而对封建皇权随意调侃，寓庄于谐，一笑而过。在《又远又近的老舍》和《汪曾祺散记》中，孙郁又试图追寻文字背后的文学家们的心路历程：那个总能把穷人的空间还原得苦涩逼真，却能“艺术化地处理人物”的善良的老舍，最后却留下未竟的《正红旗下》遗憾而去；那个行文中有大智慧，和废名一脉相承又迥然有异的汪曾祺，塑造独特的“风俗画”与“人格图”，让读者津津乐道……

　　然而这些传奇人物却永远地驻留在了历史中，该如何继承他们的品性风骨？孙郁曾不无讽刺地说道：“自己研究了许久的鲁迅和五四话题，可是却没有一点那个时代人的风骨，仿佛越来越像那一代人讥讽的对象。中庸、迟缓、毫不峻急与冲荡。”于是只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了！但随着作者孙郁身份的转变，或许是青年学子身上的那“热与光”，让他十分着迷，他及时地“借取”了这些学子身上的“能量”。因为他知道：“好的文章家的内心是要有神秘力量的”，于是他将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投映在作品中，他试图让当代的青年听到“五四”的声音，希望青年们永远有“朗照”的样子。孙郁的努力，也正如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说的那样，“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孙郁也期待前行的青年来推开那扇“门”，究竟“门”外如何模样，就得等后来人来品评了。

　　私以为，与其说孙郁在行文中提出了一种文化生活的焦虑，不如说孙郁给自己和读者塑造了一个为理想而九死不悔的精神桃源。尽管我们很难抵达这些大师们的精神彼岸，但他们巨大的精神姿态和人格魅力却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向他们靠近。我们渴望在精神上与这些大师们在时空的隧道中穿行，感受他们的欢喜悲伤与无可奈何。尤其是对于精神、理想世界的探求，更是跨越时空依旧历久弥新，初心不悔。这段精神的探索正是：“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