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恩师李霁野(陈漱渝)

——纪念李霁野先生诞生110周年

　　霁野老师去世之后，我写了四篇纪念文章，主要的意思都在文章中表达了，不想再照本宣科，在这里只补充几句。我当过十四年中学老师，经过包括霁野老师在内的一些前辈、朋友的帮助，才走上了鲁迅研究的道路。我对他们常怀感恩之心，因为他们帮我点燃了希望之火，走出了文革时期最幽暗的生命隧道。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人性，并不能证明我这个人特别尊师、特别怀旧、特别惜缘、特别知情。如果对在人生转折时期帮助过自己的人以怨报德，这才是一种人性的扭曲。霁野老师特别提携我，关爱我，甚至在我做错了事让他特别生气的时候仍然原谅我，也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过人的才华，无非是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封书信和一份清单，证明未名社结清了鲁迅的版税，使霁野老师不至于蒙受欠鲁迅钱的不白之冤。现在弘扬传统道德，“投桃报李”就是一种传统道德，在当今这个人情凉薄的社会是一种稀缺的精神资源。

　　过去我把翻译看得比创作和研究简单，其实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不仅是一种文笔的转换，而且是一种观念认知和价值选择

　　李霁野老师广为人知，主要是因为他是鲁迅培养下不断成长的一位著名翻译家，而在他翻译的近二十部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英国作家夏洛特·勃朗蒂的《简·爱》 。据说，廖静文17岁就读过这个译本，后来有人劝她不要嫁给多病的画家徐悲鸿。她表示，纯洁善良的简·爱能够嫁给年纪比她大、眼睛又失明的罗契斯特，她为什么就不能嫁给徐悲鸿呢？这只是一个小例子。据说毛泽东也读过这个译本。当然不能因为毛读过就证明这本书翻译得特别好，但却能说是这本书影响广泛，因此才有机会多次重版。

　　过去我把翻译看得比创作和研究简单，好像只要能懂外文就能够对译，其实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不仅是一种文笔的转换，而且是一种观念认知和价值选择。在霁野老师翻译的《简·爱》出版之前，就出版了伍光建翻译的《孤女飘零记》 ，也就是《简·爱》的另一个译名，霁野老师肯定看过这个译本。大家知道，伍光建跟严复、林纾一样，都是中国翻译界的开山祖师，不过严复、林纾都是用文言文进行翻译，伍光建是用白话文进行翻译。伍光建翻译面广，多达130多种；数量又多，大约有一亿字，当然功不可没。而且他早有机会到西欧、美国考察，英文基础应该打得比较好；不像李先生，先出书，得了稿费，才有机会出国。茅盾曾经写过评论，认为伍译本和李译本各具特色：伍译本有删节，适合一般读者读；李译本忠实于原文，适合文艺青年读。我以为茅盾这个评论比较表面化。伍译本的问题并不在删节。 《约翰·克里斯朵夫》也有缩写本，但保留了原著的精华，而伍译本却对原著中的景物描写和人物描写做了大量删节，视为冗文赘笔，而不了解其中体现的宗教寓意。伍译本还把原著中的“修女”译为“尼姑” ，“天使”译为“仙女” ，“精灵”译为“神仙” ，这就混淆了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是否可以认为，伍光建其实对《简·爱》并没有完全读懂？我认为，李译本远远超过伍译本，这应该是毫无疑义的。此后《简·爱》又有了祝庆英、吴钧燮、黄源深等人的译本，各具特色，符合鲁迅提倡的“重译”精神。霁野老师对此后的译本十分尊重，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狭隘心理，这也是十分可贵、十分难得的一种品质。

　　说莽原社与未名社的关系至今还“打了一个悬而未解的结”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早已经澄清了，结早就解开了

　　不久前，有媒体多个版面刊发了研究未名社的文章，这应该跟纪念李霁野先生诞辰110周年有关，是一种可喜的动向。不过有些文章似乎连一些基本的史实都还没搞清楚。比如开篇之作题为《文学史中的未名社》 ，说莽原社与未名社的关系至今还“打了一个悬而未解的结”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早已经澄清了，结早就解开了。

　　所谓“莽原社”只是出版《莽原》周刊时对外采用的一个名称，“莽原”二字是从一部字典上随手翻来的，并无一个正式的社团和纲领。1925年4月下旬， 《京报》原有的《图画周刊》 (第五种)团体解散，不能继续出版，故以《莽原》周刊取代。编辑者为鲁迅，主要协助者为高长虹和荆有麟；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在鲁迅看来只是“声援者” 。作者们的共同追求无非是“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 ，开展“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 。从1925年4月24日至同年11月27日， 《莽原》周刊共出版了32期，除鲁迅外，未名社成员在该周刊共发表了二十篇文章和译作。 《莽原》周刊发行时，未名社尚未成立。

　　未名社成立于1925年夏天，是以鲁导为精神领袖的一个青年文学社团。正式社员共六人，即鲁迅、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曹靖华，其中有四人是安徽籍的同乡好友。曹靖华是河南人，但因为跟韦素园同赴苏联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关系亲密，故也成为了该社的成员。“未名”社的“未名”二字不是“无名” ，而是“还未想定名目” ，虽无纲领，但以翻译为事业中心。未名社系合资创办，鲁迅掏了350元，其余五人各掏50元。该社经营不善时，鲁迅正式宣布退社。所以未名社组织比较严密，成员十分明确，成果比较丰硕，活动时间也相对长，这些都是“莽原社”无法相比的。 《莽原》半月刊(1926年1月10日至1927年11月25日，共46期)和《未名》半月刊(1928年1月10日至1930年4月30日共24期)都是未名社的期刊，高长虹、向培良等只是《莽原》半月刊的投稿者，跟《未名》半月刊则毫无关系。

　　作为鲁门弟子，鲁迅去世之后霁野师含着感激的热泪写了不少回忆、悼念的文章，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而又引起争议的有两段话

　　作为鲁门弟子，鲁迅去世之后霁野师含着感激的热泪写了不少回忆、悼念的文章，散见于《李霁野文集》二卷所收的《纪念鲁迅先生》 《华诞集》 《旧怀集》 。但最为集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无疑是《鲁迅先生与未名社》一书。这本书全是霁野师的亲见、亲闻、亲历，为研究中国现代社团史和文学史者所必读。在霁野师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而又引起争议的有以下两段话。

　　1956年8月25日，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霁野师写了《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一文，回忆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探亲时，霁野师问鲁迅是否入了党。鲁迅说“并没有，不过他觉得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 ”“不过鲁迅先生最讨厌空嚷嚷的，他多次说到，要建设真正的革命文学，必须先有实践的生活，必须脚踏实地地介绍些可供参考的文艺理论和作品。 ”我认为霁野师的上述回忆是可靠的，并没有拔高或神化鲁迅。这可以用鲁迅1928年7月22日致韦素园信来印证。鲁迅在这封信中写道：“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以说明。但近来创造者一派，却主张一切都非依这史观来著作不可，自己又不懂，弄得一塌糊涂，但他们近来忽然都不响了，胆小而又要革命。 ”“史底唯物论” ，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提法。可见鲁迅1928年使用的书面语言跟1929年使用的口语，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

　　近些年来，被一些论者频频引用的还有霁野师回忆录中的另一段记载：“最后相见时，我们谈起深为我们怀念的F君，先生自己并不提这件事，却只说到他的诚实。讽刺着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攻击，先生故作庄重的向F君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摆手的说：‘那弗会，那弗会！ ’笑声在耳，先生却已长逝。 ” ( 《忆鲁迅先生》 ， 《鲁迅先生纪念集》 ，第68页，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1937年初版)鲁迅提到的“F君” ，就是党员作家冯雪峰。霁野先生的此文写于1936年11月11日，鲁迅刚刚去世时，完全真实可靠。不过有些论者之所以对这段回忆有浓厚的兴趣，是想以此证明鲁迅晚年已对共产党产生了幻灭，对共产主义文化产生了幻灭。我以为这种理解是以偏概全。其实霁野师的回忆录写得很清楚，鲁迅所说的那些恨不得要杀他的人，指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家’ 。他们把鲁迅视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 。但这种极左的倾向已经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评，并在筹组左联的过程中进行了纠正。1976年6月15日，霁野师又写了一篇《我和鲁迅先生最后一次会晤》 ，回忆1936年初夏他拜访鲁迅的详细情况。这篇文章介绍了鲁迅当时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向往，以及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乐观信念。这些内容在上世纪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是不能公开发表的，可以作为《忆鲁迅先生》一文的必要补充。

　　霁野老师是1997年5月4日去世的，享年94岁。我结识他时，他刚过古稀之年，在我心目中就已经是很老很老的老人了，因为他还在风华正茂的时候，就给鲁迅留下了“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 ( 《忆韦素园君》 )的印象。一眨眼，我也到了毛泽东所说的“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的岁数。我想，一个人寿命的长短往往不是自己所能操控的事情，但只要真诚地工作了一生，做了时间、环境和个人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就可以坦然地说一句：“我竭尽了自己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