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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文化 一以贯之——我与“名家心语丛书”(张世林)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3月28日10:18 来源:光明日报 张世林

《漫画一生》中华君武的作品《漫画一生》中华君武的作品
李潇 让作品多些 烟火气  苏亚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4年03月28日   第 10 版)    李潇    李潇和于淼    近日,都市情感剧《大丈夫》在各大卫视热映,这部反映老少恋的电视剧吸引了众多观众的注意,收视率一路攀升。编剧李潇也因此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人物。        剧作热播引发话题讨论    《大丈夫》的热播引发了一系列有关家庭伦理的现实话题讨论。李潇说,这部剧并不是要美化或歌颂“老少恋”,她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主要是源于2012年初的一次策划会。在那次会上,众人发现,基本上在座的每个人身边至少都有那么一个朋友,正在经历或经历过“老少恋”、“姐弟恋”。近年来这种婚姻选择越来越多,却还没有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影视作品从这样的角度去全景展现。“所以我们就想做这样的剧,想把忘年恋一网打尽。”李潇说。    传统观念认为,“老少恋”存在许多现实问题,比如两个人无法一起终老。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他们可能更在意感情的质量,宁可选择生命的宽度而不是长度。李潇说,她并不想去对这些观念进行评判,只希望能通过这部电视剧中各类人物的设置,将各种观点都展现出来,让它们去碰撞、去沟通。“老少恋是这个社会无法回避的。我只是抛出了问题,需要社会去关注、探讨和争论。真正好的话题剧,就是要让正反双方激烈地去辩论。”她说。    夫妻合作好比双剑合璧    李潇1981年出生于山东济南,2004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之后从事职业编剧工作。作为一名“80后”青年编剧,李潇在10年的编剧生涯中已创作了《搭错车》、《麻辣婆媳》、《老伴》、《人到中年》、《大女当嫁》、《当婆婆遇上妈》等多部兼具收视与口碑的作品。她把自己早前的成绩比作旗袍,“以前的我是个裁缝,人家想要一件旗袍我就去做,透支得厉害。而我擅长的,其实是羊绒大衣。”《大丈夫》就是她口中的羊绒大衣。光是写剧本,李潇就花了将近一年,战线拉得很长。“打根子上我就喜欢这个题材,创作自由度也很大,相当有创作冲动。”    在《大丈夫》的编剧一栏,除了李潇的名字外,还有于淼,他正是李潇的丈夫,“谈到这个剧,我在说我的时候,其实是在说我们俩。”李潇说的就是她和丈夫的双剑合璧。学金融出身的于淼与文学隔行如隔山,做编剧是半路被妻子拽进来“误上贼船”的。很多年前,他们第一次合作了个抗战传奇剧,由于效果不太好,后来就各写各的了,直到《大丈夫》才算是“第一次正儿八经做出了一部能称之为合作结晶的作品”。李潇从2003年就开始创作,工作年头更长,判断力更强,大体结构按李潇的意思比较多。但剧中最精彩的“翁婿斗”部分,着实是于淼的功劳更大一些。这部分的情节,都要从男性视角出发,李潇坦言自己“作为一个女编剧,驾驭得了细腻的情感,却未必知道男人到底怎么想,写出来往往南辕北辙不接地气。”顺理成章地,于淼就成了欧阳剑的幕后操盘手。李潇惊喜地发现,有这样一个默契合作的异性搭档,视角就可以展开得更丰富。    创作秘籍归结为“八卦”    李潇的作品,人物性格鲜明、故事紧贴生活、语言犀利风趣。当被问及创作秘籍时,她归结为自己的“八卦”,认为自己的积累恰恰来源于此。“我比较注意观察和吸收周围人的生活状态,跟人聊天的时候会多打听一些事情。比如有一阵我的剧本需要写一些中年妇女吵架的戏,那段时间,我会故意挤公交车,在公交车上看北京大妈的对话方式,包括她们的吵架方式,来获取灵感。我还曾经为了跟着听一对刚下班的女孩八卦她们家的事儿,跟着人家下了公交车,上了地铁,又坐错了站,差一点跟人家回家了。”谈起这些趣事,李潇开心不已,“要想让你的作品多聚一些烟火气,多一些生活的毛边,就必须扎到生活里,扎到他们身边去听。”    作为一位钟情都市情感题材作品的创作者,李潇曾说,自己的战场就在家庭,就在当代都市男女身上。她也在10余年的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更多思考。在她看来,当代家庭情感剧的创作壁垒,很多时候就源自创作者思维的禁锢和态度的轻慢。喜欢从美剧和韩剧中学习先锋创作理念的她,指出家庭剧创作同样需要高智商。“很多人觉得谍战剧需要高智商,而家庭剧就是一家子人围着柴米油盐这点儿事打架,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如果能将家庭剧和情节剧结合起来,家庭剧其实一点都不好写。”李潇说,“正是某些我们自身思想观念上的禁锢,限制了大家的创作。”
《漫画一生》中华君武的作品

  (一)

  在主编“名家心语丛书”之前,我刚刚主编并出版了《学林春秋》和《学林往事》两部大书,由此确立了我“抢救文化财产”的编辑思路。但这两部书都是由一篇篇文章结集而成,具体来说,前者收录近130位著名学者撰写的回顾治学心得体会的文章,结集为6卷本;后者汇编了近110位著名学者撰写的回顾他们老师的治学心得和遗闻轶事的文章,结集为3卷出版。这两部书分别于1999年和2000年问世。转眼到了2001年,我在想,在新世纪开始之时,我要改变一下编辑方法了,由组织每人写一篇文章改为每人写一部书。这第一部书稿组织谁写呢?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季羡林先生。

  (二)

  当我坐在季老面前向他汇报我的新想法后,老人家一如既往地予以肯定,并明确表示要把他今年结集的第一部书交给我出版。很快我便拿到了先生交给我的《千禧文存》书稿,这是他2000年撰写的大部分文章的结集。经过紧张的编辑加工,书于2001年5月出版。那一年先生刚好90岁。

  最初向先生组稿时,我还没有想到编辑一套丛书,但却同时想到了要向学界中的一些老先生组稿。《千禧文存》的顺利出版,使我受到了启发和鼓舞:何不以此书为滥觞,组织一批老先生编一套丛书呢?这一想法又得到了季先生的肯定和支持,他为自己带了这样一个好头而感到十分高兴。在我与金开诚等先生商定“名家心语丛书”的名字后,他老人家满怀激情地为丛书写了“总序”。我也很快组来了第一辑中的其他4本书稿,并以极大的热情和极高的效率编辑、出版了。除了季先生的书是2001年5月出版以外,其他4部都是当年9月出版的。《三论一谈》出版时,作者何兹全先生90岁,郭良玉先生88岁。《晚晴集》出版时,作者侯仁之先生90岁。《郊叟曝言》出版时作者周一良先生88岁,一个多月后先生就去世了。我至今仍忘不了先生拿到新书后拉着我的手说:“这是我出版的最快的一本书,也是最好的一本书。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写啊!”可随着先生的离世,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也烟消云散了。《文化古今谈》出版时作者金开诚先生只有70岁,他是这套丛书中最年轻的作者,可谁知道他早于2008年年底远行了。

  第二辑的5部是2002年出版的。《婪尾集》出版时作者钟敬文先生刚好100岁,本来有关方面要给他举办庆祝活动的,其时他已经住院了,却非常关注本书的出版。为了能让老人家在生前看到这部书,我加班加点,把校样带回家,一看就是深夜。就这样,当我拿到样书时,立刻请人带去医院送到老人家手里。拿到书后,先生非常高兴,还不忘了托人向我致谢。可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他老人家就驾鹤西行了,但他走得非常安详。《晚思集》出版时作者张岱年先生已经93岁高龄,两年后他老人家就走了。《竹影集》出版时作者任继愈先生86岁。《芸叶集》出版时作者冯钟芸先生83岁,我还记得当时向她组稿时,她本来不打算写,但在我的坚持下,她才同意并认真编选。除了几篇旧作,她还新写了好几篇颇有分量的文章。书出版后,她买了好多本送给亲友。袁行霈先生见到我便说:“你给冯先生出的书多好啊!她好久都没有出书了。她很高兴。”没过多久,冯先生就逝世了。这也许是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霞绮随笔》出版时作者吴小如先生已是80岁了。

  第三辑的5部出版的情况是这样的:《新纪元文存》是2002年6月出版的,作者季羡林先生时年91岁,本书是他2001年所写的大部分文章的结集。《补听集》是2003年1月出版的,作者吴宗济先生时年94岁,全书主要收录了他近20年来所写的文章。《清心集》是2002年8月出版的,作者王锺翰先生时年89岁。《出枥集》是2002年6月出版的,作者来新夏先生时年80岁。《浪花集》是2005年4月出版的,其时两位主要的作者和编者张允和、张兆和都未能看到该书的出版。本来2002年我即开始编辑此书,文章选好后交由两位先生审定,但就在审定过程中俩姐妹不幸先后辞世,时年均为93岁。

  第四辑的5部出版的情况是:《短笛无腔》是2004年9月出版的,作者吴冠中先生那时85岁。就是从这一辑开始,我的编辑思路又有所变化:既然是抢救文化财产,就不能只局限于学术界,可以尝试着扩大到艺术界。吴先生的这部书应该视为滥觞。接下来《漫画一生》是2005年2月出版的,作者华君武先生那时已是90岁高龄。书中介绍了他一生从事漫画创作的主要经历和经验,并配有多幅经典画作。《求索集》2006年1月出版时,作者彦涵先生已是90岁了。本来我还想组织丁聪等几位老画家的稿子,但均因身体原因而未果。《见闻随笔》是2006年1月出版的,作者周有光先生时年正好100岁,书中记述了他百年人生中的丰富阅历和深刻的感悟。《桑榆集》本来也是准备2006年出版的,作者赵俪生先生那年刚好90岁。但因为我被紧急派往香港工作两年多,致使该书直至2009年1月方得出版,而作者已于2007年11月辞世了。

  (三)

  就上面罗列的这些情况稍加统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哲人其萎”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22位作者大都已经离我们而去,硕果仅存的只有109岁的周有光老先生和年过九旬的吴小如先生、来新夏先生了。因此,当我面对眼前这20部大作,作为一个出版人,我颇感欣慰,因为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地把它们抢救下来了。也许有人会说,抢救下来它们未必能创造出什么经济价值。但有谁能否认他们是我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一代大师呢?他们的作品本身所蕴涵着的巨大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营养,难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正需要的吗?应该说,真正的文学艺术的价值是永恒的,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也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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