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书记(李国文)

　　买书不容易，卖书更难。

　　买书，常常为买不到好书懊恼，为失之交臂遗憾，为掏不起那么多钱诅咒书价之暴涨。然后羡慕鲁迅先生每年的书账，都是好几百大洋地花，而且能买到那许多有价值的书籍。现在，哪个以文字为生的作家，敢这样大手大脚地买书呢？也许有钱的个体户能一掷千金，可他们并不需要书。于是，只好一作王小二过年之叹，二作阿Q式的自慰，与其现在买了将来保不准还会卖，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可是卖书，特别是卖不舍得卖的书，那种心痛，虽比不上卖儿卖女，但看到你珍藏的书、报、刊，被撕碎了包咸菜，被送进造纸厂，扔进水池子沤泡，那滋味实在是扯心揪肝的。

　　我一共有过三次痛楚的卖书体验。

　　上世纪50年代，单身汉，住集体宿舍，属于你的空间有限。你的书塞在床底下，尚不致影响别人革命，一旦超越这个范围，别人就以革命的眼神示意你要自觉了。于是我只能诚惶诚恐地使我的书籍体积缩小，免生枝节。

　　那时东安市场内，有一条买卖旧书的小胡同，鳞次栉比地排满了书摊。我始终遗憾，有一本外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文笔之幽默，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一篇的内容，描写人们在得知彗星要和地球相撞，面临大毁灭前的恣意享受人生的最后一刻的形神状态，猪宰了，牛杀了，酒喝光了，房子也给点燃了，本不爱的男女也匆忙结合了。

　　等到恐惧的一刻过去，人们发现自己还活着，才知道那该死的世纪末是怎样把大家坑了。

　　记得有一本上世纪30年代编的名家小说，沉甸甸地，很有些分量，论斤称了，至今我也后悔不迭，要留在手边就好了，可以看到一些作家的早期作品中的离经叛道精神，和晚期为人为文不知是真是假的那种皈依正统的心态，两者之间所产生的差距，令人匪夷所思。

　　第二次卖书，是上世纪60年代饿肚子的结果了。饿啊！辘辘饥肠光靠酱油冲汤是不行的，越喝越浮肿。夜半饿醒了，就得琢磨家中还有什么可卖的？卖，凡能变成食物的，都该出手。真感谢中国书店的收购部，当时能以六折的价钱收购完整的不脱不缺的期刊报纸，起到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作用。舍得也好，不舍得也好，我和妻子，为了糊这张“口”，将保存了好多年的杂志，用车推去全部卖掉了。

　　到了“文革”期间，不得不卖掉所有可能涉嫌的书籍，完全为了保全性命。因为来抄家的红卫兵，要比“秀才遇到兵”的“兵”更加“有理也说不清”的。特别对你这种板上钉钉的所谓分子之类，你若敢辩解一声，轻则呵斥，重则棍棒，然后高帽一顶，游街示众，那还不是家常便饭。这时候，你才体会到书籍的危害性了。古籍多了，说你厚古薄今，外国书多了，说你崇洋媚外，上帝保佑，最佳之计，就是把所有印成汉字的东西统统肃清，“人生识字糊涂始”，如今，连字都没有了，肯定万事大吉了。

　　于是除去我妻子的钢琴乐谱外，我们俩基本上将大部分书都送到废品站卖破烂。住宅区的废品收购站的老太太，胳膊上戴着革命造反派的红袖箍，煞有介事地一本一本地过。排在我们后边等候卖书的，是一位古稀老人。那种竹制的童车里，装得满满的，全是大部头，我问他：“你老人家把这些分册征求意见本的《辞海》，干吗也卖掉呢？那是工具书呀！”

　　“是吗？”好像他刚明白《辞海》原来是工具书似的。

　　“不该卖的，不该卖的！”我劝他。

　　他说：“我参加过这部书的部分编纂工作，不过，现在……”他反过来问我：“这种书还用得着么？”

　　当时，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但他老人家那张疑问的脸，时隔多年，我仍旧记得清清楚楚。尤其他那意味深长的话，我更是忘怀不了。

　　收购的老太太吆喝他：“老头，快推过来！快推过来！”老人动作缓慢地把一车书推进屋里去，那模样，真的不像是卖书，而像卖他的亲生骨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