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的场域内，精英如何发声(邵燕君)

图片说明：网络文本形成的强大人气，成就了电影《失恋33天》这匹票房黑马。

　　如今，网络文学的发展强势已是有目共睹。如果说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网络文学对“主流文坛”的冲击还局限在文坛内部，经过被称为“网络文学改编元年”的2011年，随着《宫》、《步步惊心》、《后宫·甄嬛传》等一部部穿越剧、宫斗剧的热播，电影《失恋33天》(改编于豆瓣“直播贴”)的席卷，“网外之民”也身不由己地“被网络化”，文学网站开始取代文学期刊，成为影视改编基地。网络不再是年轻的“网络一代”自娱自乐的亚文化区域，而将成为国家“主流文艺”的“主阵地”。

　　在这样的文坛格局下，到底何谓“主流文学”，谁居“主流”？都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全球文化战争背景下的网络时代，真正代表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主流文学”到底是什么样貌，或许我们现在谁都无法描述，但至少，它必须是有高度整合力和创造力的，并且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的“主流文学”未必是拥有最大众读者的，但必须是对最大众读者有引导力的。也就是说，决定其“主流”地位的不是读者的占有量，而是是否拥有“文化领导权”。“主流文学”可以是对“大众文学”有“文化领导权”的“精英文学”，也可以是获得了“文化领导权”的、为“精英文学”留下足够空间的“大众文学”。

　　按照这一概念，一直以来以“主流文学”自居的“体制内文学”确实已经难当其实。根本原因还不是其失去了大众读者，而是对于体制外“另起炉灶”生长起来的大众文学无论在文学标准、文学资源还是文学传承上都失去了引导力。而拥有大众的网络文学可以称作“主流文学”吗？恐怕也不能。不是因为网络文学还没有完全被“体制”接纳、认可，而是它未能承担起负载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责任——或许这是一个过于苛刻的要求，因为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主流价值观”本身尚处于模糊状态。然而，对于一种借助新媒介优势快速成长的大众文学，网络文学如能在自身发展中充分调动互联网的民众参与力量，积极参与转型期中国“主流价值观”的打造和传播，则更能为“荣登大宝”积累资格。毕竟，“主流”的概念里不是只有大众和资本，还有精英和权力，这个权力并不完全是显性的体制权力，更是靠精英力量运作的隐性的“文化领导权”。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提出重建“主流文学”的设想。这个“新主流文学”应该是以重新调整定位的精英标准为导向的，整合进所有“传统的”、“网络的”、“体制内的”、“体制外的”等各种文学资源中有生命力的力量，也为各种“小众文学”和“先锋文学”提供空间。它像一个分层、互动、开放的金字塔。所谓分层，就是要承认居于“塔尖”的“精英文学”与居于“塔座”的“大众文学”各有其读者定位和文学定律，不能以统一的标准一概论之；所谓互动，就是虽然大家各司其职，但仍有一套互通互认的价值系统，“塔尖”为“底座”提供精神参照和艺术更新，“底座”为“塔尖”聚“人气”，接“地气”。只有形成良性互动，文学才有持续性发展动力。所谓开放，是指对相关艺术门类的开放，与影视、ACG等媒介艺术共通。

　　至于这个“文学金字塔”的“基座”，是拥有“大众”和经济资本的网络文学一方，还是拥有“精英”和政治资本的“主流文坛”一方，这就要看双方博弈的结果了。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在积极动作。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13年，中国首家网络文学大学(10月30日在中国作协的指导下，由中文在线联合多家原创文学网站发起，莫言任名誉校长)、首个本科网络文学专业(12月25日，由盛大文学和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联合创办，将请莫言、王安忆等著名作家和网络作家唐家三少等共同授课)相继成立。在作协系统一方，除中国作协的一系列举措外，浙江和广东是最早有突破之举的省级作协。2011年广东作协创办了国内第一个网络文学研究刊物《网络文学评论》，浙江作协启动了全国首个“西湖·类型文学双年奖”的评选，并于2012年成功颁奖。2014年伊始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的成立，又是率先之举，这些举措都旨在打通精英批评通向网络文学的研究通道。

　　目前在网络文学的场域内，最缺乏的就是文学精英的批评力量。今天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研究者大都是读启蒙经典长大的，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等精英理论的洗礼，对于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学，在外批评易，入场介入难。然而，不入场就没有话语权。未来的“主流文学”不管以哪一方为“基座”，都必然要以拥有大众的网络文学为“底座”，不理解网络文学就无法真正参与“主流文学”的建构。面对媒介的千年之变，今日的文学研究者不应再抱一种本质主义的态度来理解文学。文学既不必绑定于某种文体，也不必绑定于某种媒介、某种机制。自由、活力和热爱在哪里，文学就在哪里。进入网络文学，在理解网络文学的基础上，将自己认为的优秀作品和优秀元素提取出来，在点击率、月票和网站排行榜之外，建立一个对粉丝有切实影响力的“精英榜”；在学院体制内部，建立一套网络文学批评体系和话语体系，这其实是网络时代对当代文学研究的从业者提出的新任务。如果从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责任担当，是对“感时忧国”的五四传统的精神继承。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