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故事能够讲出来——《玲珑塔》创作谈(尹学芸)

　　起初，我也没想好我要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几个小说人物，我一定要把他们装到同一个故事里。

　　这几个人，假如在生活中真的存在，肯定也是各有各的车辙，横向纵向都不一定有交叉。但他们被我请到了小说里，那么，他们就得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出。身份不同，性格各异，有时候，甚至可以自说自话，但却不得不在哪怕弦外之音中，和作者一起完成叙述，以及由叙述带来的起承转合。不到最后这一刻，你，或他，都不知道被命运赋予了什么。他们只是像陀螺一样，按照自身的逻辑盘桓着往前走，至于前边的风景什么样，他们都无权选择。有时候作者是演员，跟他们站在同一舞台上，样子有点像同呼吸、共命运。但不定什么时候，就华丽地转身成了导演，在幕后遥遥注视着他们前行，一个满脸佛相的人成了窃贼，或者一个单纯曼妙的女子，一点一点有了复杂斑驳的底色，又或者一个英俊潇洒的偶像级人物，缓慢却决绝地成了一个变态或骗子……在普通意义上，他们仍然是男人、女人，家人、同学、朋友、领导、同事，甚或楷模、无辜者。小说，只负责撩开面纱的一角，而这一角提供的仅仅只是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审美走向。尘埃落定时，才蓦然发现，这个结局他们没想到，作者也没想到，如果他们的结局读者也没想到，那么这个结局应该是不差的。

　　许多日子里，这几个人物与我亲密无间。他们无论是谁，叫什么，可爱或可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比我最好的朋友更让我精心打磨和修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一起，他们就住在我的心房，我装饰了他们的世界，而他们也装饰了我的梦想。

　　小说与读者见面，是他们从作者的内心走到广袤世界的过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世界的虚空中，就有了他们的影像。他们的名字，像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名字一样，不仅是符号，还有血肉。他们也成了属于我心底的一份资产，送他们去展示的路途，我充满了担心、懊悔和惶惑。就像一个母亲，打发刚成年的女儿参加一场豪华盛宴，总要担心她的衣着、妆容、谈吐、举止。我知道，我这样说话他们不一定能理解，就如此刻，我分明看见他们作为一组群像不解地回望着我，似心有余悸，又似恋恋不舍。

　　窗外阳光正好，室内温暖如春。我倚在床头，看着外边楼房高耸的尖顶，听着隔壁人家纵横的电钻电锯的撕扯，我特别想说，从即刻起，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我都一厢情愿地完成了对他们的塑造。完成，就意味着瓜熟蒂落，意味着分手或剥离，意味着他们要有一条新的路走。而这条路，恰如一座T形舞台，观众不知在哪个角落，但能够确定的是，观众都在用挑剔的眼光打量你、琢磨你、分解你。

　　写一个好故事，是所有小说家的梦想。我一直固执地以为，好的故事是能够讲出来的。有一环套一环的衔接，有生动的能够触摸的人物，而这些人物的名字，能像张三李四一样在读者的口中流传。我这种古老的想法，是初中时候的印象。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学校离家1.5公里。我们踏着田间小路去上学，一路走我的周围总是围着几个女同学，她们争先恐后往我身边挤，听我讲故事。那些能讲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扎根了许多年，它们都是我从书里看来的。有时候，路上要讲一本书。有时候，一本书要分几回讲。这要看那本书的节奏和起伏。书能用“讲”的方式传播，我现在也认为不是坏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种方式断掉了，即使看到了让自己心仪的小说，也只能说上三言两语。却不能像过去一样当一个说书人，首先我是觉得我的讲述能力退化了，其次是现在的故事越来越讲不得。为什么？是因为强调了内心体验？在文学方面，我始终是一个落伍者，以我一个小县城人的有限的视野，想不明白的事太多了。

　　好的故事就像剥洋葱，一路辛辣，但总是剥了一层还有一层。又像足球场上的运动员，虽说各有各的站位，奔跑、长传、拼抢……目的却只有一个：让那个皮球滚进球门里。很荣幸，《玲珑塔》这部小说最终花落《收获》。在这之前，它也流落过两户人家，但都有缘没分。由此我也得以知道《收获》的编辑是怎么工作的。从去年6月份稿子从邮箱出发，半年中我改了三稿，每一次改动都很有感触。有时候，是大的问题，比如，疏忽到没有自圆其说。有时候则不是那么大，比如，行文的方式打断了叙述的流畅。而有些问题，人家说了你才知道。人家不说，打死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