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达：敦煌、黄河的深情书写(杨光祖)

　　王家达是享誉西部的著名作家，代表作《清凌凌的黄河水》《敦煌之恋》《所谓作家》《莫高窟的精灵》为他赢得了全国声誉，先后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他为人低调，不事张扬，平日深居简出，不喜交际。孙犁劝作家要背对文坛，面向文学，王家达先生可以说做到了。

　　王家达的报告文学《敦煌之恋》一出，誉满天下，到如今《敦煌之恋》已被翻译成日文、英文、法文、韩文。2012年，王家达又创作了报告文学《莫高窟的精灵：一千年的敦煌梦》，荣获中宣部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文艺图书奖，是甘版图书自2001年以来再次获此项殊荣。2014年，又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

　　王家达的创作大体分三个阶段，早期以短篇小说《清凌凌的黄河水》为代表，风格轻灵，文字优美，描写人性之美，让人陶醉。中期以报告文学《敦煌之恋》为主，开始介入社会，敢于撕开人性的黑暗面。后期以长篇小说《所谓作家》为代表，颇有《儒林外史》之风，嬉笑怒骂，诙谐讽刺，文笔更加老辣，思想愈益深刻。

　　《清凌凌的黄河水》那优美的文笔、清纯的描写，使人不敢相信它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小说歌颂了黄河筏子客和尕奶奶的苦恋故事，描写了他们的悲惨遭遇。小说在《当代》刊出后，反响不错，今日再读，依然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

　　小说之外，王家达在报告文学领域成就卓著。中篇报告文学《天下第一鼓》获1995年中国报告文学奖。《敦煌之恋》在1996年《当代》刊出后，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出版了单行本，并于1997年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又获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敦煌之恋》不仅描写了敦煌与知识分子的故事，它更着力写了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和不公正待遇，雷达说：“它写了一群艺术上的殉道者，精神上的民族魂。”他们为敦煌付出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但社会并没有给他们公正的待遇。在这部作品中，王家达把诗和散文的因素巧妙地糅进了报告文学，完成了一部诗化的报告，因而在文体上也颇有建树。

　　我认为《清凌凌的黄河水》的民间视角和《敦煌之恋》的批判情结，也是长篇小说《所谓作家》的人文价值和叙述价值。王家达对下层人民的热爱，对优秀知识分子的敬佩，对不公正的体制的批判，都表现了一个作家难得的良知。《所谓作家》在他的创作历程上，是肯定的必然的要出现的。《所谓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担任责任编辑，全书洋洋洒洒41万字，描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发生在西部古城(原型也就是今日兰州)的令人捧腹的故事，记述了边陲小城一群作家和官员的丰富而刺激的生活，小说写得酣畅淋漓，气韵生动，惊心动魄，发人深思。尤其让人动容的是作家的良知，那种对人民的热爱，对贪官的批判，对人格卑下的所谓作家的鄙视，对有血性的几位作家的深度描写，及充溢小说的作家的批判视角是这篇小说最成功的一个地方。小说里农家女子田珍那种充满田野风味的朴实的形象，是一种象征，那是没有污染的人类灵魂，是挽救都市颓废的一剂良药。《所谓作家》确是一部有分量有血性的长篇小说，写出了这个浮躁喧哗时代真实的文坛，甚至社会。

　　刘知己说过，写历史要有“史才，史学，史识”，并非常重视“史胆”，一个真正的作家也必须具备这三要素，没有“才”当然不是作家，但只有“才”也不是一位好作家。“识”“胆”对于一个作家更为重要，作家是人类良心的象征。王家达作为一位作家的优秀，不仅在于他的文采，更在于他的胆识。评论家何西来曾经写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从总体上说，是一个民族专司思考的部分，体现着这个民族的理性与智慧。”

　　王家达上世纪50年代末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崭露当时文坛。自此以后，他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精进不已，对世界著名小说的阅读和研究也是一直没有懈怠和停止。王家达的语言优美抒情，那种纯净的飘着田野气息的语言，那种小溪般潺潺流动的语言，真的可能是一种天赋。单就语言看，王家达是一位天真的灵性的作家，他的语言就是一条山间的小溪，是一种诗的语言。

　　从《清凌凌的黄河水》到《敦煌之恋》一直到现在的《所谓作家》，我们能看出一个优秀作家的人生轨迹，这个轨迹的核心并没有什么变化，就是高扬人性的善，贬斥恶。 

　　王家达：1939年生，甘肃兰州人。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历任《甘肃文艺》《飞天》编辑部编辑，甘肃文学院专业作家，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作协主席。甘肃省政协常委，全国第八届人大代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全委会委员。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长篇小说《铁流西进》，小说集《清凌凌的黄河水》《云雾草》等。长篇报告文学《敦煌之恋》获首届鲁迅文学奖、2002年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中篇报告文学《天下第一鼓》获1995年中国报告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