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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想像力的历史侦察——关于《盛世的疼痛》(祝勇)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3月13日10:49 来源:北京日报 祝勇
  ■ 《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    ■ 祝勇著    ■ 东方出版社出版  ■ 《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   ■ 祝勇著   ■ 东方出版社出版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历史叙述是按照两个方向进行的。一个是“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念。黄仁宇先生认为,“大历史”观念是“用长时间远距离视界的条件重新检讨历史”。他说:“黑格尔纵论历史,早已奠定了大历史的哲学立场。汤因比分析世界各国文明,以六百年至八百年构成一个单元,叙述时注重当中非人力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所产生的作用,也树立了大历史的典范。”只有拥有“大历史”观,我们对于历史细节的选择、对历史的判断才会超出一时一势的限制,我们的目光才更有穿透力,才能在史料中游刃有余,“了解历史上的英雄并没有掌握着群众的全部行动”,才能重新梳理历史的逻辑,揭开事实之间的秘而不宣的联系——在历史中,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可能是单线联系的,也可能是多线联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如同我在《纸天堂》中所写:一个历史的异数,会“打乱了整个历史的局面,就像一颗棋子的变动,会使所有的变动尾随其后,进而使整个棋盘的局面彻底改变。这是历史的‘蝴蝶效应’。对于这些环环相扣的变化,我们常常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变化是渐进的,我们几乎觉察不到它的细节。”许多看上去没有联系的事实,在历史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动的,历史就是一个由不同的事实组成的互动装置,而从前那种“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进行的历史书写,“把不能诠释的部分统统搁置”了,历史的“大链条”失掉了许多环节,无法连动,而那些被“遗漏”的部分,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历史证据。假如没有“大历史”观,历史就仍然是被冻结的“块状结构”,它们将锁定我们的目光,而无法发现隐藏在历史中的“命运交叉的小径”。

  本书秉承了这一方法进行叙述,所以,从纵向方面,我们可以从商鞅的事业中看到它在“文革”年代的投影;横向方面,我们发现汉朝攻打匈奴的军事行动,竟然使有着花岗岩质地的古罗马帝国变成一地鸡毛——汉武帝“通过卫青、霍去病,有效地阻止了北方野蛮力量的南侵,让这股雪山上倾泻下来的‘洪水’更改了河道,冲向欧洲……而灿烂的古罗马文明,连同更早的古希腊文明,则在匈奴铁骑的冲击下烟消云散了”。在福尔摩斯的演绎法中,他“不需要表现出中间的步骤就能得到结论,但是中间的步骤却是存在的”,如果我隐去中间的过程而直接说结论,许多人一定会感到匪夷所思,于是本书就呈现了一整套细致的推理过程。对历史的重述,使历史的版图被重新拼合了,呈现出一幅新的形貌。这份形貌不是政治性的,甚至不是“公共”,它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痴迷于历史的书写者的。

  这样的书写似乎已经越来越难以定位了——它们是历史,还是文学?近年自《人民文学》等刊物开设“非虚构”作品专栏以来,有人把它归为“非虚构”一类,但“非虚构”又是什么物种?它或许是散文的一个分支;或者,散文只是“非虚构”内部的一个部族。蒋蓝对“非虚构”做了相对系统的思考,他认为:“‘非虚构写作’这个概念很重要,这也许涉及到历史现实写作的转型问题:重视历史逻辑但又不拘于史料细节;忠实于文学想象但又不为历史细部所掣肘。”

  实际上,历史与文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最早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最早一部文学作品)《诗经》,就包含着大量的历史叙述,所以清代学术大师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意思是说,包括《诗经》在内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从本质上都是历史著作。历史本身就带有文学性,甚至历史比文学更加文学,而“非虚构”比“虚构”更像“虚构”。文学也因此成为历史的最佳容器。1961年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思在论文《写美国小说》里提出“事实与虚构混淆不清”的理论,他认为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现实变得比任何小说家所虚构的情节还要离奇,因此“作家要做的,只是对美国的大部分现实先理解,再描绘,然后使它变得真实可信”。连史景迁的历史叙述,也被庄秋水视为“非虚构写作”:“史景迁的历史著作,则是西方典型的‘非虚构写作’,它用一种更具想像力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侦察,它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也允许作者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

  由此看来,“非虚构写作”要大于文学写作,如蒋蓝所说:“在目前可以看到的非虚构作品里,作家们调动的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影像学等等学科逐渐进入文学域界,考据、思辨、跨文体、微观史论甚至大量注释等开始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方法,这样的努力日益清晰地、形象地复原了真实历史的原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文学的一种写法,也可以当作一种做学问的方法。既然它的目的是获得表达上的自由,那么我们同样可以以自由和开放的眼光看待这一“新鲜事物”。但总的来说,无论这样的写作有怎样的名分,它归根结底还是出自对人的关怀。文学本质上是人学,历史学也同样需要人道关怀,如蒋蓝所说,“回到伟大的尘世,用对民生疾苦的抚摸,对非中心的关注,对陌生经验的讲述”,来重现历史书写的人性色彩。就像在迷宫中奔走和彷徨的袁崇焕,顶着悲剧义无返顾的李鸿章,过去我们只在乎他们做了什么,在今天,我们则要通过史料重构他们的精神世界,抚摸历史留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创伤。

  我热衷于文学,但痛恨那种“充满自恋的、复制某个阶级趣味的文字”;我热衷于历史,却同样痛恨那种“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八股论文。在“非虚构”里,我找到了自己的驰骋空间和价值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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