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佯谬,或者宿命(王松)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3月12日09:39 来源:中国作家网 王 松

  王松,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学员,现任天津市作协副主席,曾在国内各文学期刊发表大量长、中、短篇小说,作品被广泛转载、选载,出版中篇小说集《阳光如烟》《双驴记》《猪头琴》等多种,《王松作品集》(四卷),另著有长篇小说多种,曾获多种文学奖项。

  直到若干年前,我仍然坚持认为,当年读大学时选择了数学是一个错误。尤其在我从事文学写作这一行之后,在文学道路上走得越远,回过头去看一看, 就越觉得当年学数学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我一向是一个很珍惜时间的人,从不荒废光阴,一下拿出4年时间去学习与文学毫不相干的莫名其妙的数学,每每想起这件 事就觉得很心疼。毕竟,人在一生中做事的有效时间不会有太多的4年。但后来有一天,我突然不再这样看了。我发现,原来我一直误解了数学。我在大学的4年真 的是白白浪费了,用了如此长时间,竟还没有搞懂数学的实质最起码是什么东西。这也就解开了一个始终缠绕我的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许多自然科学 家,尤其是数学家,他们都是出色的哲学家。由此,我对伽利略、帕斯卡、笛卡尔、莱布尼茨和毕达哥拉斯等等这些科学巨匠又重新充满了敬意。

  我真正发现数学与文学竟然殊途同归,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这件事我在后面还会提到。也正是从这件事开始,我不仅释然,甚至还有些庆幸。我这时才 意识到,且不说我的大学4年把数学学成个什么样子,至少我得到了一种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掌握了一种不同的观照生活的角度。仅从这个意义上说,花4年的 时间成本也是值得的。

  是的,其实数学在不知不觉中早已植入我的文学写作基因。我正是发现了自己的这种“转基因写作”,也才省悟,我当年毕业走出大学校门时说过的一句 话是完全错误的。我那时说,这4年大学生活就像是4年刑期,我现在终于刑满释放了,我以后再也不想摆弄这该死的数学了。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要说绝对的 话。当年我在农村插队,考上大学临走时曾说,我把这一辈子应该吃的玉米面都已经吃完了,以后永远不会再吃了。可是现在,我每天的晚饭必须要有两个玉米面窝 头,一碗玉米粥。数学也同样如此。我发现,我这些年兜了一个很大的圈,现在竟然又回来了。当然,这时的数学之于我与玉米面已经完全是两回事。

  一切都是从我偶遇大学时的一个老师开始的。这个老师姓洪。在我的记忆中,对这个洪老师的印象并不好。他这一次见了我开玩笑问,你现在的“鲁棒 性”如何了,是不是还像过去?“鲁棒性”是数学的一门学科“运筹学与控制论”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系统在被外界扰动下保持原有特性的能力。我当年在学 校时,这个姓洪的老师就经常揶揄我,说我“鲁棒性”太差,太容易受到外界什么事的诱惑。但这一次,他的这一句“鲁棒性如何”却让我突然想到另一个问题。一 篇小说本身就可以视为一个系统,那么在叙述的过程中,“鲁棒性”也就同样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一篇小说的“鲁棒性”如何决定着它的成功与否。而我一直刻 意追求的,尽管没有清晰地意识到,其实也正是让自己的小说具有这种“鲁棒性”。也就在这一刻,我才突然省悟,尽管我这些年在主观上已经远离数学,而实际上 我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小说在叙述层面上的追求,却已经是被数学格式化的。比如拓朴学,不知不觉中为我在小说叙事空间的开拓与结构方面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而模 糊数学则有更深远的意味。如果用模糊数学的观点,我们在描述一个事物时,它逼近真相的程度,也就是所谓的“隶属度”越高,也就越接近真实。当隶属度达到百 分之百,这个描述也就完全是事实了。当然,这样的描述也就完全没有了文学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隶属度所体现的这个“值”才是最有魅力的。所谓的模糊 性,也就是隶属度的值,才正是文学如礼花般绽放的地方。

  数学原来是如此的博大。这些年,我竟仍然身在其中。

  我这一次遇到的这个姓洪的老师,当年在学校读书时,我曾视他为仇敌。因为他一贯看我不顺眼。他觉得我的眼镜片还不够厚,我走路的样子还不够驼 背,去食堂打饭的路上还不能皱着眉头思考数学方面的问题。而更为恶劣的是,在一次期末考试时,我考了59分,就是这个洪老师,他明明可以网开一面,却串通 他的助教故意让我补考,害得我一个暑假都心神不定。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又是这个洪老师,当他把当年的“鲁棒性”重新给我,却让我一下顿悟了。 这个洪老师虽然不是上帝,可他当年为我关上一扇门,这一次却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而且让我一下从这扇窗子飞出去。也正是这个洪老师,曾在课堂上对我们讲过这 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数学绝不是“算数”的学问,只有当你为生活中一件具体的事建起数学模型,才会真正理解数学的真谛。

  时至今日,我才理解了他的这句话。

  我经常这样想,我并不是一个善于逻辑思维的人,那么当年,当我发现自己为了尽快离开农村而盲目选择了数学是一个错误,从此在大学里不务正业,由 此渐渐对数学深恶痛绝,而且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形象思维能力要远远大于逻辑思维能力,那么一旦从事了文学写作这一行,而且干起了所谓的专业,就应该永远与 数学无缘。事实上也似乎的确如此。此前的若干年,在我书房的书架上已经找不到任何一本数学方面的书籍。但这几年,数学却又重新充斥了我的大脑,几乎在我的 写作中无所不在。更有甚者,我对一些极为抽象的数学命题又重新发生了兴趣,而这些莫名其妙的命题当年我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个所以然。

  这似乎是一个佯谬。如同我当年的插队。

  应该说,我插队的经历是一段伤心的记忆。已经过去这些年,一些当时的人和屈辱的事至今想起来心里仍觉隐隐作痛。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几年都扔在了那 个荒芜得连草都不长的大洼地里,况且在那里的时间比读大学要短。但我觉得,这短短几年虽是一种“真空”,而这真空里却包含了无穷无尽的东西。它所给我的思 想与精神,远远要大于4年的大学生活。这是我插队时没有想到的,也是一个看似浅显简单,却一直让我没有想透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用模糊数学的 观点,温情、冷漠、缅怀、声讨,对于这段历史的“隶属度”都是小于“1”的。而这个隶属度,也恰恰是我对这段经历书写的空间。

  人的一生中充满佯谬。

  但是,佯谬的佯谬,或许就是一种宿命。比如我绝没有想到,在若干年前的那一天竟会偶遇这个大学时的洪老师。他当初对我是那样看不惯,而我又如此 视他为仇敌,我们在他当时所教的“运筹学与控制论”这门课程上简直可以说是不共戴天。可是,谁又会料到,我们多年以后在街上相遇,他又是以他“运筹学与控 制论”中的一个“鲁棒性”点醒了我,从此让我生出翅膀,成为一个在数学与文学之间飞来飞去的人。2013年的教师节这天,我特意给这位洪老师打了一个电 话。我在电话里由衷地说,老师,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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