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写作幼稚不可怕 关键是心口一致(孙郁)

　　“我们多年的教学，让学生多去写空幻的话题，虚假与平和的东西太多。这原因大概是缺少思想的碰撞，思路在别人的身上，出格的精神甚少。”

　　白话文学的经验与古文的经验，其实形殊而理一，中国的文章气脉，割断起来去讲，总还是有些问题。《激扬文字——人大附中学生这样练笔》一书是人大附中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对“文章学”所做的一种探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受邀为该书评点，撰写序言，并谈到了对当下中学生写作的看法。

　　自从桐城派的文章被逐出文坛，文学教学与语文课堂，都不太讲文章学，许多大学的文学史课偶有涉猎，亦言之不多。民国初年，说桐城派坏话的人，都有些底气，多能写一手好的文章。那是受到西学影响之故，但内在的功底亦含有古文的妙意，他们未必意识到此点。而后来白话文学的八股调渐多，连方苞、姚鼐那样的文字也没有了。这对文章学的发展，是一个不幸。白话文学的经验与古文的经验，其实形殊而理一，中国的文章气脉，割断起来去讲，总还是有些问题。

　　对此意识最为清楚的，大概是中学的老师和散文家。自叶圣陶、夏丏尊起，已有了理论的摸索，后来吕叔湘、张中行倡导文章的理路的训练，功莫大焉。这个传统，已经深入人心，而做好此事，却并不容易。前不久读到人大附中的学生的文章选，看到指导教师的训练理念和学生的实践，颇有感触，觉得是叶圣陶那代人精神的延续，对当代文章学理念的充实都有可借鉴之处。这一本学生的随笔，古今的文脉，在此不是隔膜，而是连贯起来了。

　　许多知识可以在课堂上传授，但作文却另有一路，有时显得无迹可求。古人的办法是多读、多思、多写，那确也是一种选择。桐城派对于义理、考据、词章的讲究，就有一点这样的意味。而白话文的写作，道理是一样的。王艳老师是懂得其间妙意的人，选择了许多的办法催促学生，在文章的世界寻找自己。一是学会模仿，从课文里找到自己的行文逻辑。一是让学生逆向思维，任意谈论自己的观点，不刻意追求什么样式。还有的是通过讨论，形成自己的思路，达到各抒己见的目的。印象深的，是老师对学生独立思考的引导，这是学生文章大有进步的原因之一。仔细想来，这背后，有我们看不见的规律在。

　　这本学生的随笔，最大特点是言之有物，思想的含量很高，没有被八股的东西所扰。老师的引领方式引起我的兴趣。有按部就班的仿照、延伸阅读，有打破常规的个性练笔。从经典文本读后感写作的培养，再到回到己身的冥思，让学生不是匍匐在前人的思路里，而是学会怀疑，自己判断。哪怕观点错误，亦是自己的偶得，乃血管里流出的声音，不是套话里的罗列。比如讲授沈从文的《边城》的时候，便让学生看看汪曾祺的《受戒》，相近传统里不同意趣，则使人忽然悟出玄机，知道审美的万千变化与内在的脉息。这样的引导，是深通文学史的一种训练，老师就不仅仅是课文的分析者，也有了作家的文章学的思路，其思路与古人的妙悟暗合，离当代文章家的理路亦近，穿透力是强的。

　　我很喜欢他们的讨论方式。《雷雨》的教学，看出开放性的特点，学生对人物的不同理解，看出训练有素，与老师的思路多有差异。这个选题的价值在于没有定论，宿命的话题，是用逻辑无法解析的，但在不同思路里的撞击中，审美的神经经受了洗礼，诗意与哲思便在心底刻下痕迹，是可以形成认知世界的暗功夫的。对孔子的讨论更有意思，学生的观点多种多样，亦有会心之处。老师训练的路数里一直贯穿着五四那代人的思想，不是以奴性的眼光打量遗产，在理解与同情中，多了个人主义的视角，批评的话语也水到渠成地出现在文章里。

　　中学生写作，是走步的尝试，只要能让大家自由言志，有骨有肉即可。幼稚并不可怕，关键是能否心口一致或文言一致。不过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也在学生的作业里看到不同的理念，比如张笑天同学《论世贸双塔的倒掉》，乃模仿鲁迅的文章，讽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者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来形容美国受到的攻击，不免国家主义的气量，乃当下思想环境的必然产物。可是我也在书中读到梁少恒同学《关于日本地震》那篇非民族主义的文字，普世的意识就有生命的温度，考虑问题则非意识形态化的。这种不同的思路的文章，可以给读者一种思考。对比是重要的。附中的老师对各类文章的宽容，可见自由的思想已渗透骨髓，乃健全理念的闪烁。我们于此可得的，是独思的成果。教育的目的，乃让人独立思考，“始之于怀疑”是重要的，能否“终之于信仰”那是另一个问题。前者的重要性，我们的前人早就说过的。后者的可意，是要慢慢锻炼方可达到的。

　　文章学不是凝固的形态，乃催促生命的内觉不断丰富的内力。王艳老师在讲述经典作品的时候，总有一丝不满与遗憾，就是觉得作品的时空感与今人的距离。她在看过了诸多的经典作品后，觉得不能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寻找的是一种陌生的感觉，一种表达的突围。那是一种超越旧识的冲动。五四那代人远离桐城派，就是看到经典被凝固化的可怕，现实性的凝视与自我生命觉态的召唤，才可至于无我之境。王艳老师说，现今有些高考满分作文，似乎缺少了什么，那缺少的部分，恰是今人应注意之所在：

　　少的是什么呢？似乎缺少那么点儿少年人的青涩，缺少真正有创见的思考，缺少了与真实生活的亲近感……基于此，我们倡导摈弃那种僵硬的模式化的虚浮华美的文风，倡导一种也许不那么整齐，也许会有点粗糙和幼稚，但一定是指向写实方向的文风。

　　这个看法，与胡适当年的思路颇同。胡适生前一直主张写实主义，不为套路所囿。在辞章上，他自己写不出怪诞幽默的文字，但对那些有个性的文章是喜欢的。讲到新文化的几位文章家的时候，就看重那些不正襟危坐的文字。文章太正经，易成为假道学的遗存，不易产生审美的力量。胡适觉得新文学作家中，有些人是有逆忤精神的，词语与句式与常人不同，反逻辑的亦偶有出现，遂有了迷人的趣味。他分了几种类型，其中第二类颇为有趣：

　　第二是有意夹点古文调子，添点风趣，加点滑稽意味。吴稚晖先生的文章有时是有意开玩笑的。鲁迅先生的文章，有时是故意学日本人做汉文的文体，大概是打趣“顺天时报派”的，如他的《小说史》自序。钱玄同先生是这两方面都有一点的：他欣赏吴稚晖的文章，又极赏识鲁迅兄弟，所以他做的文章也往往走上这一条路。(《整理国故与打鬼》)

　　我们多年的教学，让学生多去写空幻的话题，虚假与平和的东西太多。这原因大概是缺少思想的碰撞，思路在别人的身上，出格的精神甚少。附中的教学一直鼓励学生的思想性，就产生了诸多有个性的作文。王昕明同学解析王小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就很有意思，文字间是自我的觉悟。“我们不能被牵着鼻子走，要做自己思想的主人”。马悦然同学批评朱自清的文章“教给我许许多多描写的技法，却没有带来思考与启迪”。都是悟道之言。他们的文章好，与这种越界的思维不无关系。

　　天下的好文章，用前人的话说，“其文之澄然而清，秩然而有序”，那是不错的。文章之法，常常在无法之中，无法之法，乃为真法。古人早就看到了此点，后来的人将此教条化起来，便忘掉了真意。中国的考试教育历史久远，八股文盛行，遂淹没了人的智慧。我看人大附中的学生文章，可以驻足者多多，那是深味义理、考据、词章的人的选择，没有把文章弄到无趣的地步。这要感谢他们的读书环境，有几位好的老师，一些活泼的同道，便不会成为文字的奴隶。考试不过功利主义的关口，既可通往黑夜，也能走进黎明。至于文章呢，前人谓之敲门砖，有的能成智慧的旗帜。敲门砖总要落在地上，而旗帜是飘扬的。人大附中的学生能够在沉落的教育界升起自己的哲思，把个性主义高扬在精神的天幕上，这对八股化的应试教学，真的是一种嘲弄。走此路者，那是有福了。

　　◎孙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