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杜宣先生(江浩)

　　一

　　无论从新戏剧拓展的成就上，还是在隐蔽战线上的勋绩，或是国际文化交流建设上，我都没有资历写下这篇文章，来怀念这位驾鹤西行的前辈。我和杜宣先生全部的交往历史，主要是吃饭，调解我的胃。只要到上海，每次都要到他家吃上几顿饭；那时，叶露茜阿姨仍然健在，两人亲情融融，夕阳恋在西山巅，令人羡慕不已。当然，还有那条与主人同病相怜的后来被安乐死的狼狗奎克，徘徊在屋里院外，让我感觉自己仍旧行走在千里之外的草原上。

　　说实话，等我辈认识杜宣先生时，他已经老了，他的脸上写满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宽容与善良。他已经不是我从作品中感觉到的那个杜宣先生，更不是在档案史料里所见到的谍界英雄；眼前这位长者，更容易让我想起一棵年迈苍劲的橡树，根植在潮起潮落的上海滩上，习惯了人间的风起云涌，给人一种超然的感觉。

　　在那个改革开放初始年代，我喜欢到杜宣先生家，我喜欢这个庭院里特有的宽容和民主氛围；杜宣先生和叶露茜阿姨，对人从来都是抱着欣赏、宽容的态度，用各种细致的关照来表明他们的首肯，少有都市人那种让人敏感的眼神。当时，我在日记里曾经写下如此感受：欣赏一个人的优点并不难，难的是宽容一个人的缺点。杜宣先生知道，一个人的才华和个性，是从缺点里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优点里繁殖出来的。我的缺点可能长不出才华来，但对我保鲜个性有好处。杜宣先生所书“马棚”两个大字，作为书斋名字，高悬在我家大门上方。杜宣先生知道我是属马的，大概怜惜我从童年到现在的长期奔波操劳，提醒我应当驻蹄修身养性了。在我家客厅里，还挂着他的两幅尺牍：一幅是：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郁达夫句)；另一幅是：山林自有不朽业，今古无多独行人(梁漱溟句)。这是杜宣先生在89岁的时候为我而书的。

　　二

　　杜宣先生是作家、国际文化交流工作者，一位有着丰富地下斗争经历的战士。抗战烽火燃烧的时代，作为一名作家临危受命，经党的南方局批准，他竟然带领两名美国军事情报人员，从昆明出发，途经福建，深入浙江腹地，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各种封锁线，最后安然抵达浙西天目山，找到了新四军总部，完成了给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在中国东南沿海选择登陆地点的重要情报收集工作。

　　但是，那些惊心动魄的内幕、险象环生的情节，一直没有出现在他的作品里，以及他的回忆文章里，令期待的人多少有些失望与困惑。同样，这些独特的血染征程的经历，也随着杜宣先生的悄然而去，永远成为千古之谜了。

　　有时我面对着杜宣先生，总有一种谍海风云眼前乍起的感觉。

　　数次萌生想拍一部杜宣先生不为人知的谍海沉浮经历的电影，数次想写一部揭秘间谍与文人的杜宣先生传，在经过努力之后，最终不得不放弃。冰山解冻是需要时间的，解冻后的真实内幕可能引起某些崩溃情绪——这不是我能左右的。

　　眼下，我惟一能做的只有敬礼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坐着美军飞机直降香港与广州两地，开始参预与日军谈判受降的有关事宜，成为中国作家直接目击二战结束谈判全过程的惟一见证人。这一段奇特而庄严的经历，同样永远地冰封在历史的记忆里，不为外人所知。是他的谨慎，使这些经历成为无解的秘密？还是他从来不喜欢张扬旧事所致？现在，我们无法核实与探究了，只有凭空想象这次奇特的事件了。而他在大后方躲过国民党中统的秘捕，也是鲜为人知的经历。1943年4月的一天，桂林大雨。当时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杜宣，正蛰居在观音岩旁的家。这时一个浑身湿透的男青年闯进来，直言告诉他：“快跑，特务马上要来抓你。”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杜宣，不动声色地问：“我只是个写剧本的，抓我干啥？”青年说，“你是进步文人，我看过你写的好多主张抗日的作品。我有一个亲戚在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工作，在那里我看到了逮捕你的秘件，上面还有你的地址，我就是照那个地址找来的。”杜宣仍旧迟疑。青年生气地说：“没时间了，信不信由你了。”那个青年说完匆匆走掉了。至此时，杜宣才真正意识到情况危急，马上离开居所，在去找当时国际著名学者陈翰笙博士的路上，幸遇了同在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希明，也是来通知他的。就这样，杜宣得以逃过一劫。

　　当远在重庆的周恩来知道了杜宣遇险的危急情况，立即给桂林“八办”发来电报，要求通知杜宣尽快撤离桂林，前往重庆“八办”报到。但是国民党军警已经层层封锁了桂林所有交通要道，捉拿杜宣。无奈，陈翰笙博士出面找到塔斯社驻中国总社副社长罗米里诺斯基，他正准备从桂林回重庆，让他借机带走杜宣。但是罗米里诺斯基非常为难，按照与国民党的有关规定，苏方驻华人员是不能卷入国共斗争的。最终陈翰笙说这是周恩来的主意，罗米里诺斯基才决定将杜宣带出险境。于是，杜宣便装扮成罗米里诺斯基的翻译一路同行。最终，顺利闯过了沿途国民党军警的关卡，平安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设便宴宴请了罗米里诺斯基，以感谢他搭救杜宣之情。若干年后，杜宣才得知当年给他通风报信的青年是贵州人，名叫王启霖。后来也参加了革命，遗憾的是解放前被国民党杀害了。其实，杜宣先生一句俄语也不会，当年他和罗米里诺斯基如何与国民党军警周旋并脱险，后人也不得而知了。

　　同样，或许永远也不能完整揭密的是，上海解放初期，杜宣先生受中央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的亲自委派，接管国民党伪国防保密局的“东方研究所”(即后来的国际政治研究所)，在进行了情报的勘察、核实、侦讯等大量工作后，向中央决策层提供了一张国民党潜伏大陆的间谍网。5年之内，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定时炸弹全部被新中国有关部门排除。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气焰由此而降，停留在口舌上。杜宣先生与他的战友，为新中国的反间谍反特工反渗透的情报组织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确保了新生的红色政权顺利进入新中国的初始建设——这些贡献由于特殊性质原因，成为了永久性的谍战秘史，而且永远无法昭示社会。

　　1948年深秋，因战局急变，国民党大势将去，保密局严令邓葆光少将将他所掌管的财产尽快抢运到台湾，包括他的经济研究所所搜集到的7万册珍贵古籍(110箱)。接受任务后的邓葆光，在杜宣先生策反后，易姓更名为“邓景行”，将古籍运到香港招商局仓库，伺机偷运回新中国。不料，1950年9月，台湾方面买通香港黑社会，出重金排查，终于“淘”出了一年半前由上海迁港的“邓景行”。1950年9月12日，邓葆光在街头身中9刀，倒在香港红棉酒家门前的血泊中。在妻子的悉心照顾下，邓幸从死神手中逃脱。杜宣先生临危出击，数次密赴香港，通过谍报与外交的双重努力，与港英当局联手用“灵车”将邓葆光护送出境至罗湖桥的北头，进入广州。

　　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公安局局长杨帆探视邓葆光时，郑重告诉他：那批深藏在香港中环路私人仓库的110箱7万册珍贵古籍国宝，在杜宣同志的策划运作下，已全部安全运抵上海，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这批古籍国宝，迄今仍保存于故宫博物院及北京图书馆，阅读它们的国学大师与研究人员，从未意识到古籍国宝回归路上的刀光剑影，更不会想到一个叫杜宣的人与此有什么关系。

　　杜宣先生一生可能有许多傲人事情，但从来闭口不谈。惟谈起古籍国宝归国一事，自豪自得总是溢于言表。这也许与他骨子里是个文人有关。

　　1949年10月，就在新中国刚诞生的这个月里，作为反间谍上海巿行动的总指挥，杜宣先生领导侦破了上海第一个美帝间谍案——魏克特案件，在反间谍战线上向年轻的新中国献上一份厚礼，同时威震了境外对新中国敌视的间谍机构，让他们不得不重新考量对华的谍报战术，使初生的新中国赢得了安全成长的时间。

　　今天当我们走进上海国家安全局，面对杜宣先生题写的“剑”字时，不能不肃然起敬。

　　三

　　当然，在我缅怀杜宣先生时，也不得不提到他在中国文坛上另一桩持续半个世纪、仍旧成为焦点谈资的爱恋故事：杜宣与叶露茜的结合。

　　关于他们的爱情故事有着各种传说，有着相互矛盾的多种版本。作为晚辈，我不可能不对这一桩当年轰动上海滩的恋情发生兴趣，但是我一直没有勇气在杜宣先生在世时求证此事的真实过程。

　　历史似乎有意回避着这段“艳史”，谈资又不断演绎出新的情节。不知道是人生如戏还是爱情如剧，杜宣与叶露茜还有赵丹，三个在抗战中相逢相知的热血青年，一个谍报特工人员、一个新时代自由女性、一个电影界才华超群的明星，上演了真实版的爱恋大片，令后人或羡慕或伤感或追寻。

　　据说，当时叶露茜与赵丹结为伉俪，并育有一女一子。女儿赵青，后成为新中国一流舞蹈家。1939年秋，当赵丹一行前往中国西北时，不幸被国民党当地军阀盛世才拘捕入狱。当时西北的交通、信息相当落后闭塞。带着幼儿的叶露茜以女性的坚毅，在新疆苦苦支撑4年，等待着丈夫的归来，一直未果。直至传出赵丹早已遇难的消息后，才由演剧队朋友相助从兰州长途跋涉，几经辗转，终于抵达重庆。也许是天意，也许是缘分，内心伤痕累累的叶露茜在那里遇见了杜宣，从此一道参加话剧运动。杜宣与叶露茜日久生情，自然而然地生出一段情缘来。杜宣作为赵丹的朋友，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照顾叶露茜的责任，成全了当年剧坛的一段佳话。事情就像电影一样，在某一年某一天，赵丹竟然活着从新疆逃了回来。无疑，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破。但是，叶露茜最终还是选择了杜宣。这让赵丹长歌当哭数年之久，后与黄宗英结为夫妻。

　　如此传奇的爱情故事，竟然在杜宣先生身上演绎得如此凄美。

　　但是，作为旧上海时期相恋的杜宣与叶露茜，当时所经历的内心历程，似乎从来没有向人们诉说过。人们无从得知，他们当时如何跨越道德世俗与情感羁绊，最终结合，生儿育女，执手相伴，最终只能供后人猜想了。现在，时而也会在娱乐报刊上见到有关他们的情恋事件。只是，大都演绎成多角恋爱，多少显得庸俗与无聊。

　　终于，有一次我向杜宣先生求证真伪时，他做了如下解释：我们的爱是真挚的、忠实的、自由的，我们的婚姻是周恩来总理指示并证婚的。因为当时，我们要去香港做地下工作。

　　这印证了社会上的传闻：周恩来是杜宣与叶露茜的证婚人。

　　四

　　杜宣先生书房里，挤满了世界各地的烟斗。如果同时点火抽烟，真让人怀疑火山马上要从他家爆发了。我对烟斗一窍不通，杜宣先生闲时便会一只只介绍给我，全然不管我是否听得懂。这只是英国的“顿赫尔”，那是意大利的“罗纱姆”，这个是丹麦的“斯但维尔”，那个是日本的。高高的书架上，栽满了烟斗，有非洲的野玫瑰根，日本的樱桃木，中国的景泰蓝、水晶玻璃、白底青花烧瓷、兽皮包木头，等等。眼花缭乱的我，有时便把躬腰介绍的杜宣先生，也看成一只大大的烟斗了。杜宣先生最为珍惜的是两只用“疙瘩木”刻制的烟斗。其中一只是戏剧家欧阳山尊送给他的。“文革”中，欧阳山尊在北京燕山农村，看到一种烧柴“疙瘩木”，便动手挖了一个烟斗，送给杜宣收藏。另一只是散文家黎先耀赠送的，雕琢成米开朗琪罗的头像。

　　如果有通往天堂的驿站，我愿意将所有的烟斗打包，用特快专递给他寄去。

　　杜宣先生也和一些前辈文人一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晚年虽说笔耕不辍，但终没有超越他的起始，未能再次掀起文学艺术生命的高潮。这是一个时代的遗憾，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或许是他独立思索的局限。他著有数百万字的话剧、电影、散文和诗歌等作品，与他的才情并不匹配，个中因素不言自明。也许，国际文化交流才是他写的最后一本书，尽管这本书上没有印着他的名字，但我们后人仍旧能够清晰地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里，听到他奋力前行的桨声。

　　五

　　现在，杜宣先生与爱妻叶露茜合葬于上海市宋园路21号——宋庆龄陵园。生前低调的杜宣先生，逝世后竟然高调亮相，让不熟知他的人匪夷所思——这是党和国家给予他的公开荣誉，这是第一次公开授勋，也是最后一次。

　　前年途经上海，去墓园看望杜宣先生，见有中国人权运动先驱杨杏佛、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抗日英雄谢晋元、三毛之父张乐平、京剧大师周信芳、书画大家谢稚柳、世界断肢再植之父陈中伟、爱国人士杜重远、侯御之夫妇、淞沪抗日爱国志士王屏南等20余人，与杜宣夫妇结伴相行。这是新中国骄傲的圣地，也是民族英雄的殿堂，这里埋葬着一部又一部人文历史，也深植着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杜宣先生仍旧慈眉善目，脸颊仍旧有些许麻点，仍旧端着标志性烟斗，仍旧在思索着什么——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名片。

　　我慢慢跪在他的墓地雕像前，磕了三个头，戏谑地大声提醒他说：前辈，您忘记点燃手中的烟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