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意迭出的李东阳研究——读《李东阳诗学新探》(马大勇)

　《李东阳诗学新探》马云骎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年前我为学生刘坡的新著《李梦阳与明代诗坛》作序，曾有语云：“李梦阳是个大题目，也是个难题目。大与难都表现在他与明代诗坛的密切关联上面，某种意义上来说，抓住了李梦阳，就等于抓住了一部明代诗史。或者反过来，心里没有一部明代诗史，就不要去碰李梦阳。”其实，明代至少还有一位诗坛人物具有这样的分量，那就是与李梦阳关系微妙的前辈李东阳。正如马云骎博士所云：“作为明代权力———文章一体化的人物，李东阳对明诗复兴起了激发与倡导的积极作用，堪称有起衰之功。他以台阁身份润泽、充实了‘台阁体’，论诗有批判，有继承，包涵广泛，具有温和主义的色彩。不过，在与异军突起的复古派的竞争中，李氏诗学的影响遭到严重削弱，蹶而不振。这场‘比拼’的结果决定了此后百年诗坛的基本走势，意义极为重大。”(《李东阳诗学新探》前言)

　　马云骎的这本 《李东阳诗学新探》 是在学界近年对李氏较为关注、取得诸多开创性成果的背景下完成并推出的。文章、论著之自称“新探”者不知凡几，其中不乏故作新奇、禁不住推敲的无根游谈，也多内胎仍旧、仅打蜡上光的“翻新”之见，但马云骎的这本论著却着实在坚炼的考证基础上迭出新意，读之令人惊喜。

　　首先当然是对有关重要文学史实的考索和廓清。如李东阳之“茶陵派”为明代文学史之成说，作者却以精详的考辨告诉我们：李东阳身边“甚至未曾凝聚一批真正的诗人”，茶陵派“既不是这些人的自我标榜，也不是时人的比拟称呼，直到 《列朝诗集》流布前都无 ‘派’　之一语，直到《四库全书》 纂修前都无 ‘诗派’之一说”。作者指出，是钱谦益出于自身的门户之见，经营造作出一个以李东阳为核心的诗歌流派，用与前七子对立，从而为“茶陵派”的提法奠定了重要基础，再历经纪昀 《四库全书》 中进一步衍为“茶陵一派”或“诗派”，这一概念始得成立并被引为定论。对于明代诗文史研究而言，这样的结论可谓极具颠覆性，是石破天惊之说，而作者考辨凿凿有据，亦确乎值得信服。

　　又如李东阳与前七子交往诸事，以往之文学史叙述常予人“代兴”之印象，即七子崛起于李东阳身后。作者仍然是以文献依据划定了李东阳与前七子关系的基本时间坐标：两者相重叠长达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其诗学有竞争，也有排斥，虽李氏“论诗远比七子为涵容老练，但显然缺乏后者那种截断众流、唯我独尊的锐气和霸气；　其次李氏本人的诗歌创作较之诗论无疑存在着一定落差，被复古派讥为‘萎弱’，并不尽是门户之见”，于是，李东阳最终没有能够缔造一个诗派，“他的影响所以迅速为七子派廓除，就在于他其实没有一个足以与之鸣和的同道，没有一个足以传其衣钵的弟子。在被列入所谓茶陵派的一二十人之中，试问有谁能同复古派的群彦争衡？”这也是很有冲击力的反问，但同样是可以接受，至少值得认真思索的。

　　书中类此之新见不少，诸如李氏对于唐宋元诗歌的微妙立场、理论参照下的李氏诗歌创作等，其中“序章 《麓堂诗话》的文本研究”是很专业的文献研究，但对这部重要诗学论著的文献清理是全文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之一，因而也是格外具有“新”意而足为“新探”的关键部分的。

　　对于李东阳及明代诗学我是外行，只是因为治清诗的关系上溯联及而已，所以并不具备评骘这部著作的资格。但对于马博士在这本书中体现出的“文章不写一句空”的良好学风，则还觉得有必要啰嗦几句。无新变则不能代雄，创新永远是学术葆有活性、不沦为一潭死水的最大动力之所在。当今学界竞相趋新当然是符合这一良性态势的，但趋新不是哗众取宠，不能没有底线。我以为，趋新至少要有这样的资本：第一，要知“旧”，在充分了解已有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新创才是真正的“新”，否则即是坐井观天、徒劳无功；　第二，要有一分“新”创一分“新”，而不能任意夸大生造，以求炫人眼目。三、对于文献，尤其是常见文献，要有能看深、看透、看宽的能力，也就是说，能窥见实质，并整合提升，否则就会一掠而过、因循破碎。

　　当然，书中有些问题还可以再论说得深细一些，例如李东阳不甚刚决、略有依违的性格特征与他的政治表现、文学立场之间的同一性等，但也无妨，且可俟于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