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想起了严文井(邵燕祥)

　　读《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6期，有武歆先生写的一篇《从胡安·鲁尔福到严文井》。作者用大部分篇幅写了他因马尔克斯推崇，而终于得读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颇有所获。后来他从诗人杨炼处听说，早在1982年，老作家严文井就激动地告诉杨，有一篇小说的写作手法令他格外激动，严文井向杨推荐的就是这篇小说。

　　作者说：

　　我没见过文学前辈严文井，他在我的固执的印象里，是一位卓越的童话文学作家，似乎与《佩德罗·巴拉莫》这样的小说“毫不搭界”。我怎么都不会想到胡安·鲁尔福的这部小说，令严文井先生如此激动，就像当年马尔克斯激动一样。

　　三十多年过去了，杨炼依然记得当年严文井讲起《佩德罗·巴拉莫》时兴奋的神情。这部小说让严文井如此激动，已经让我感到惊讶了。因为，我至今无法把严文井——这位从延安“鲁艺”走出来的作家--和胡安·鲁尔福联系在一起；更是无法把《小溪流的歌》和《佩德罗·巴拉莫》联系在一起，但是当我沉静下来之后，却又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可能。可问题是，这种可能性又在哪里交叉、碰撞呢？

　　作者最后表示，他可能要去阅读严文井，去寻找严文井对那个墨西哥名篇“热烈、激动”的缘由——“那将极可能是一种新的发现”。

　　严文井先生逝世多年了。“寂寞身后事”，这是他生前特别是凄凉的晚年早已预料到的。现在居然以这样的方式被人重提，重新提起他的首先是一位三十年前就与他多有过从的“忘年交”诗人杨炼，接着一位是牢记他是《小溪流的歌》作者的当年的小读者、现在的作家，其间的契机则是发现严文井也像马尔克斯一样地为同一篇手法新异的作品所倾倒。该也算是一种文学缘分了。

　　不同的是，可能从马尔克斯笔下，比如《百年孤独》中，能找到胡安·鲁尔福作品的某些影响；而在《小溪流的歌》里，你是找不到的，在严文井老人1982年“惊艳”于《佩德罗·巴拉莫》之后有数的作品当中，也是找不到的。

　　但如果稍稍了解八十年代严文井的“动向”，就不会对严文井竟为一篇发表于1955年的拉美小说“激动”感到惊异了。大约1979-80年顷，王蒙“大胆”引进意识流手法，以《春之歌》、《海的梦》造成轰动，也导致争议时，正是严文井给王蒙的一封信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发表，对他的手法创新表示热情的支持。过了不久，高行健的小剧场剧本《绝对信号》和《车站》上演，请了严文井等有关人士到场观看，他的尝试也得到包括严文井在内的交口称赞。在当时文坛上，主流话语还以对“现代派”以及艺术创新的口诛笔伐为能事的时刻，严文井这方面的言论，足以见他的胆识。

　　胆识云者，不是一个鲁莽灭裂的“傻大胆”能当得起的。敢于旗帜鲜明地支持争议纷纭的艺术创新，那底气是要以识见为基础的。当然，严文井固然有他异于常人的工作之便，他跟韦君宜一起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副牌外国文学出版社(即人文社的外国文学编辑部)，1970-80年代之交，正是结束闭关锁国状态之始，文学出版为满足广大读者的文化饥渴，一方面大量重版十年浩劫前的国外好书译本，一方面也在选题赶译过去未及介绍的各国主要是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的佳作。严文井这时确有近水楼台，先睹为快之幸了。

　　严文井，人们常常这样介绍他：这是来自延安“鲁艺”的老同志。不错，延安在整个抗战期间，遭到政治经济双重封锁，文化方面既遭外力的禁锢，也因某些清规戒律而益形信息失灵，自我隔绝。但就当时大量涌入边区的文化工作者的素质看，相当多数曾在抗战前受过五四文化(文学)包括外来文化(文学)的熏陶。更不用说一些已臻成熟的作家，如以写农村和抗战题材占尽风光的柳青，赵树理，孙犁，从他们的作品里，似乎看不到“欧化”的影子，其实他们都曾经认真研读过十九世纪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也是他们获得文学成就的营养源之一。而严文井，在1937年抗战开始去陕北前，已经活跃在北方文坛，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结集出版的《山寺暮》，就辑入他当时在天津《大公报·文艺》等处发表过的抒情散文。大家知道，另一位后来也进入延安“鲁艺”执教的散文家何其芳，同是在萧乾主编的这家副刊上发表他那些唯美的散文，并在1934年以《画梦录》一集，跟曹禺的剧本一道获得大公报文艺奖的。严文井当时散文的路数近于何其芳。他们的写作，都是五四运动初期散文成就的延伸。不可想象他们没有借鉴西方散文的诗化笔墨，但他们作品里流动的，却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式思想感情，汉语的辞藻和韵味。

　　严文井到延安后，散文基本搁笔了。他写儿童文学，大体从这时开始。他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是应由专业的研究者来探讨的。不但像严文井或何其芳这样去延安“鲁艺”之前就已具有相当专业基础的人，而且就是完全从战争环境的“鲁艺”培养出来的作者，还有并不写小说，而是写童话的作者，对于任何他们可能读到的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中的创新、独到之处，也都会欣然有会于心，甚至“热烈、激动”，或不下于马尔克斯见到《佩德罗·巴拉莫》时那样。至于他们在一定时期内眼界受限，属于历史的被动，换了今天的高明，进入当时的境界，恐怕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当然，在文艺界，也有一些抵触创新甚至抵制创新的人，那是入错了行，或长期积非成是而思想僵化的受害者，就另当别论了。

　　由武歆先生提起的话头，我又想起了严文井先生。严文井，作为国家出版社的负责人，作家团体的领导成员，却是没有什么官气，不失文人本色的一人。记得好像是萧乾回忆过，在他倒霉以后，接触三十年代曾经相交后来去过延安的往日文友中，严文井对他是不摆架子也不打官腔而能与人为善，使他感到温暖的一位党员干部。这也算是对严文井的一则“群众评议”吧。

　　九十年代文井一度表示过愿意写一点回忆性质的文字，但他反复思量以后，终于放弃。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频繁的政治运动，烦琐的行政工作，使他苦苦坚持的童话写作变成了业余之业余，而到“文革”后他的晚年，他偶尔写的短章，让我们看到了他炉火纯青的思想境界和文学手艺，还有多少潜力可以发掘，但似乎他多存顾虑，自己有意把写作的愿望加以遏制了。这更是多么遗憾的事！

　　但据说文井晚年也并未决绝地封笔。在他日夜颠倒的日常生活中，夜夜灯下，仍然读读写写。这些札记或日记，积累下来，字数也当不少了。他身后留在康志强女士手里，她当时说要整理的。但康不久也辞世，不知文井的这份文字遗产现在是否回归他的子女手中。比起武歆先生是不是会去进一步了解严文井、研究严文井有关现象来，我更关心老人晚年想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他说他“在路上”，一直在路上，永远在路上。读了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闪动着思想火花的寓言等断简残编，我相信他不会停留在那个时间节点上，他会一直走过来的。

2013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