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重重的中英文学翻译(白睿文)

　　在美国，毫无疑问的是，翻译小说是出版界很不重视的一个类型。不重视便不强力行销，不行销就不卖钱，不卖钱就不重视，几十年以来翻译小说在美国都困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就算这十年以来中国小说在美国开始有点吃香，整体来说中美之间的文化失衡还是相当严重。翻译小说才占领美国书市的百分之三，就是平均来讲一百本书中才有三本是翻译小说，而在这三本里很少看到来自中国的作品。

　　电子信息技术的革命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也会把文学和文学翻译的“命”革掉了吗？我想这是我们孤独的翻译者要面对的新挑战，这种电子革命和生活的“速食化”会带来最难以克服的困难。

　　文学翻译本来就是一个相当不容易做的工作。我们都知道翻译仅仅具备双语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文学和文字本身拥有一定的敏感性，并且除了了解中国文学传统还需要对自己文化的文学历史具备深刻的认识。当然还需要毅力。成功的翻译绝对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好象任何拥有双语能力的人(或机器)都可以很简单机械式地把文字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学翻译本身是又艰苦又孤独的工作。有时候为了找到一些古怪难找的词语，译者需要查各种资料，到图书馆寻找相关的资讯，或跟作者和其他专家打听各种细节。还记得1998年为了查到一本台湾小说引用的一段话，我还跑去纽约的一家圣公会教堂跟牧师询问，后来还真的找到作家引用的原文！当然在网络时代这种故事越来越少，现在一点鼠标全世界的新闻和资料似乎都可出现。这种电子和资讯革命使得翻译更加容易一些，但同时也给翻译一些更大的挑战。

　　或许最能够代表中英文学翻译之艰难的是我个人多次参加的一些自我翻译(self translation)项目。因为从事现代中国文学和电影研究中总有一些编辑约稿，要求把已出版的某些文章翻译成英文或中文，而且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最后结果不是翻译原文而是重新书写。当然翻译他人的作品总得忠于原作，可一旦面对自己的作品，如果需要用中文来表达原作的意思只好从一种完全不同的切入点来着手。这种自我翻译的经验也给我后来的许多翻译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启发，从中也吸取许多关于中英翻译的宝贵教训。

　　翻译长篇小说的过程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一个翻译台湾作家舞鹤的后现代经典《余生》的项目就拖了将近十年，都是因为本书不分段意识流式的叙述，以及台湾少数民族题材和文字本身的实验性所造成的各方面难题和挑战。但若与芝加哥大学资深教授芮效卫(David Roy)所担任的《金瓶梅》全本翻译大计划比，还是没法比。芮教授花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来翻译和研究《金瓶梅》 ，最后的结果是，五大册具有4000多个详细注脚的精装版的英译本今年才算完成了。这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本书的翻译也就是译者一辈子跟文本之间的一种承诺。

　　说翻译是一份孤单的工作，不只是因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译者一直在单独地面对文本，而且就算任务完成了，书也出版了，译者也很少像原作者那样收到读者的来信和鼓励，更没有喝彩。因为翻译一直是种“隐形”的工作。回想我青少年的阅读启蒙时期，虽然当时天天大量阅读各国名著，却也很少留意译者的名字，甚至有时也不太清楚某本书是译作还是原作。这也许跟美国的整个图书文化有关，一般来说商业出版社也不太愿意把译者的名字放在书面上，好像“译作”是书市的毒药似的。译者之间有个笑话，“书评好都是作者的功劳，但一旦遇到恶评都是译者惹的祸！ ”虽然如此，话说回来，这些还不是译者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相信各国情况都不一样，但至少在美国，毫无疑问的是，翻译小说是出版界很不重视的一个类型。不重视便不强力行销，不行销就不卖钱，不卖钱就不重视，几十年以来翻译小说在美国都困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之中。就算这十年以来中国小说在美国开始有点吃香，整体来说中美之间的文化失衡还是相当严重。翻译小说才占领美国书市的百分之三，就是平均来讲一百本书中才有三本是翻译小说，而在这三本里很少看到来自中国的作品。另一个问题是一般的美国出版商要是想出一本关于中国的小说(或其他文类) ，他们的第一选择是找当地的老美或华裔作者直接用英文写作，这样不只可以省翻译费，还可以直接写出较适合美国读者口味的作品来，另外也可以直接跟编辑和读者交流，参加美国的巡回朗读等行销活动。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作者和译者一样都处在一个比较劣势的位置。

　　这样看来，中国文学翻译在美国的现实状况还真是危机重重的一个职业。但随着电子文化的快速发展，当代人的生活节奏不断地加速，很多书店日渐关门倒闭，恐怕文学翻译与书市本身最大的危机还在这一方面。现在人人手里紧握着手机，但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手机、笔记本电脑比较合适看微博、博客，但对阅读《红楼梦》 《水浒传》 《长恨歌》或《檀香刑》来说，它恐怕不是最理想的平台。电子信息技术的革命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也会把文学和文学翻译的“命”革掉了吗？我想这是我们孤独的翻译者要面对的新挑战，这种电子革命和生活的“速食化”会带来最难以克服的困难。

　　作者简介

　　Michael Berry (白睿文) ，1974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现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东亚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华语文学、电影、流行文化和翻译学。中文著作《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 《乡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 《光影记忆：对谈侯孝贤的电影世界》和即将出版的《痛史：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绘制的历史创伤》 。中英译作包括王安忆《长恨歌》 、余华《活着》 、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 、张大春《我妹妹》与《野孩子》 。 《新京报》和中国导演协会的专栏作者。曾担任台湾金马影展、香港鲜浪潮、香港红楼梦奖评审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