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去写(冯骥才)

　　编者按：

　　文化艺术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日前在京联合举办“冯骥才新书发布会”。冯骥才先生近年来在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同时，依然笔耕不辍，仅刚过去的2013年就创作出《文化诘问》、《离我太远了》等多部新作。在当前文化环境下，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保持怎样的社会责任感？作为作家，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对待每部作品？本刊特将冯骥才先生在发布会上的部分发言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有人总是问我：一天睡多少时间的觉？怎么会写那么多的东西？实际我有点诀窍。第一个诀窍就是我睡觉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这还是我的一个老的忘年交、好朋友谢晋导演教给我的。他说，“大冯，你的精力很足，什么时候睡午觉？”我说，“中午。”他说，“你最好是下午5点下完班以后睡午觉。”我现在上午八点到十二点是做案头工作，比如写写田野调查，看一些理论的书、研究的资料，对文化进行思考等。《文化诘问》与《文化先觉》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写成的。下午就去我的学院，我在大学还带了研究生，还有各种需要交流的事情都安排在下午。五点半左右回家，到家就睡一觉，整一个小时就醒了，洗把脸，吃个饭，看完《新闻联播》或《焦点访谈》以后，就觉得我上下午所有的劳累都放在睡觉以前了，我又有第二个早晨的感觉。我又开始工作，一直到凌晨一点，这个时候很随性，我有可能在搞文学，也可能画画，时间纯属于自己，所以我每天等于有两天。第二个诀窍就是我喜欢平行工作，我喜欢做纷乱的事情，但在我心里是清楚的。我画过一幅画，一个人在柳树底下仰头看柳条，柳条是纵横交错的，我写了两句话：“枝乱我不乱，从容看万条”。第三个诀窍就是尽量少开会，无聊的会、没用的会坚决不开。所以看起来我时间比较多。

　　对于最近创作的几本书，对我来说，是各式各样的书。《春天最初是闻到的》，一看题目，大家就知道这是一本抒情的书，是感情文字。《离我太远了》，大部分写的是关于欧洲一些国家的游记。《文化诘问》和《文化先觉》是我对文化的一种思考，大部分是批评性的，是多年来对我们文化的症结、社会文化的问题的思考。《凌汛》这本书是我今年特别写的一本书，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里成长起来的一个作家，但是我知道人文社的老楼要拆了，1977－1979年我在朝内大街166号住了两年，那时候国家正好从“文革”进入改革，我想写那个时期的文坛。那个时期大量的不为人知的人和事，与那些作家接触的一些细节，老一代的作家包括茅盾、巴金，年轻一点的王蒙、刘心武、张洁等，我们应该重温一下。我觉得那个悲壮的时代，那个激情的时代，我们不能忘却，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总是怀着强大社会责任感的根由。这是我带着激情写的，我也想给做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资料。

　　《西欧思想游记》是一文本实验，我写过很多游记，包括《巴黎艺术至上》，但我想写一本思想游记。去年三四月份，我从巴黎出来，从诺曼底到索谷河，即“一战”和“二战”的战场，经过加莱，我想用这样一种自由的方式，包括思想的片段，对话，甚至散文诗、警句，写我一个月的思考。关于《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今年我们国家进入世界级文化遗产的是珠算，明年国家申遗的一个重点就是木版年画，我觉得知识界应该编辑一份特别好的中国木版年画。因为木版年画是我们民族的情感、心理、内心世界的梦想的一个呈现，它里面包含的因素太大了，我们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两项——模板印刷与纸张都蕴含其中。现在木版年画在广大农村并没有走出我们的生活，所以我用了很大的力量，从我们十年普查的7900多幅木版年画里，选出了600多幅，编辑成这样一部书，就是想送到联合国去，要把木版年画变成人类共有的遗产。

　　我还想写一本书，可能是《凌汛》的第二部，我的脑子里现在有个名字——“在激流中”，我想写上世纪80年代，1979－1989年的中国文坛，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也该写了。对我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举个例子，关于口头文学，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诗经》就是口头文学的一个选题，这么多年来，搞民间文学的专家从民间搜集来的又整理好的，并进入数据库的，经过分类的史诗、叙事诗、神话、故事、歌谣、传说、谚语、笑话等，共八亿八千七百万字，如果出三十万字一册的书，我估计得三千册，我想把这套书列入我的出版计划。我觉得这套书要是出版了，就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的贡献，这是五千年来中华大地上的人民的创作，我们所有的优秀作家，都是从民间汲取营养的。所以我想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比我的个人作品要重要得多。

　　我觉得一个作家，尤其写小说的作家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你写出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活了，在你心里就多了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小说的这种创作是非常奇妙的。有时候我也有一点苦恼——我的时间有时候会被其他工作瓜分掉——但还会过过小说瘾，比如我去山东潍坊或江苏徐州做关于传统村落的实地考察工作，喜欢坐在汽车上，有时候我会跟司机师傅说一声“我歇会儿”，其实我不是歇会儿，而是过小说瘾。我会把心中想到的一个小说抻出来，随便去想它。臆想的过程非常奇妙，也非常享受。但当突然听到“车到了”时，心里的那个东西就又没有了。这个时候有一种失落感，但是这个失落感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痛苦，就像我刚才所说，有比创作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做。但是我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创作，一个艺术家就是这样，哪怕我一天画一幅画，写一篇散文，只要我写，我就用我的生命去写，而不是用时间的下脚料去写。我知道，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国家现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我们应该做什么，我脑子里是清楚的。

　　文化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一旦把它转入抽象领域，它就不抽象了。我是一个性情中人，还是充满了想象的，虽然我岁数也大起来，但其实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我是用三个东西在写作：一个是生命，一个是心灵，一个是身体。对于我来讲，身体就是累不累，生命就是死或活，心灵就是无老无少，我觉得我还是原来的那样的心灵，我觉得我只要还在活着，就还要写东西，就还要画画。我觉得我的转型，跟我们这代人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分不开，另外就是太热爱我们的艺术了，我会把大的艺术事业看得比艺术本身还要重要。我属马，今年是马年，我去年喜欢“一马当先”这种词，今年仍然是“马不停蹄”，但是不像以前那样狂奔，我希望是一步一个脚印，我觉得年岁也大了，我们做的事情要对后代负责任。

　　(标题为编者加)

　　图1:冯骥才先生在新书发布会上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