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龙仁青，也是写我自己(阿来)

　　动笔之前，我一直在回想，我跟这篇短文要写的这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西宁还是在武汉。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两个地方，我们都见过面。但先是在西 宁，还是在武汉，记忆确实是模糊了。惟一可以肯定的，见面之前，已经听说过他，看过他的小说了。那是刘醒龙在其主持的《芳草》杂志上刊发了他一组短篇小 说。我想，是这组用汉语写下的小说中的异质性——不止是异质性的生活，更是异质性的修辞与表达——打动了醒龙吧，所以，醒龙郑重其事地向我推荐。他说，这 个人叫龙仁青，是你的同胞。

　　我对“同胞”一词是怀有警惕的。像我在自己的诗句中说过的一样，我是一个“血缘驳杂”的人，只是因为对一种文化的感情，也因为每个中国人都必须 为自己选择一个族别这样一种特殊国情，我被认定为藏族。而在藏族这个族群中，一些人对我这种血统不纯正的人的加入，很多时候是不屑，更有时候是相当愤怒 的。所以，对于哪些人我可以引为同胞，向来是小心谨慎的。但有人写出了有意思的小说，特别是尚未著名的人写出来的小说以某种异质性——文化上的和表达上的 ——对于汉语小说的表达空间有所拓展，我是很愿意拜读一番的。

　　很快，我就看到了龙仁青那组短篇小说。

　　至今还记得一篇叫做《光荣的草原》。可以说，那真是叫人耳目一新。在大多数只有人与人关系探询的汉语小说中，这篇小说却有那么多的自然的角色： 青海湖、白蹄马、馒头花、芨芨草，甚至牧人的帐篷也是有表情、有动作的，既是小说的场景，也是在和主人公发生对话的小说中的角色。因此带有一股天真朴质的 清新气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讨论纳兰性德为什么带给了汉语古典诗歌一股清新之气时，说其原因是：“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而龙仁青的小 说便带着这样自然天成的特点。从这个角度讲，我喜欢这样的小说，更喜欢这样的小说展示出一个小说家的特别的才能。

　　《芳草》杂志社在武汉。所以，我倾向于和龙仁青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武汉。那是《芳草》杂志的一次颁奖会。长江高岸上的黄鹤楼下。我见到的他和读了 小说后的想象不太相同。他身体强壮，面孔黝黑，模样敦厚，不像是一个内心敏感的人，穿着一件像“二战”时期美军军用夹克那样的近似军绿色的夹克——在我至 今的印象中，除了夏天穿着一件短袖体恤外，他好像一直穿着这样的衣服。在那样一个场合中，他显得有此局促，不够自如。在那样一个场合中，我也只是适度表示 了对他小说的赞赏，但没有以一个同族人的身份和他表示过多的亲密。相较于他长得相当藏族的身材与面貌，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像是一些人始终想要证明的那样，是 一个冒牌货。

　　然后，但凡他有小说发表，我都会找来看看。再然后，就是一个夏天，在青海西宁见面。那天，我去看了一个藏药博物馆。这些年来，我自己除了青藏高 原的人文观察之外，也在做些认识自然的努力。那次，我知道龙仁青除了有很好的汉语表达，还通晓藏文。除了在单位的本职工作，他用汉语写作，也在努力把一些 用母语写作的藏族作家的小说翻译为汉语。之前，我曾想跟他谈，期待他的汉语的小说写作有更大的进展。但知道他同时还在做着那么多工作的时候，这个念头也就 打消了。接下来的话题，就转移到我感兴趣的青藏高原的植物学。我在青藏高原观察与记录野生植物已有好些年了，常常在不同的地方，遇到人们把不同的花叫做格 桑花。有些地方，格桑花是黄色的垂头菊；有些地方，是某种高山杜鹃；也有把高海拔之上的金露梅称为格桑花的……更有甚者，人们把传入青藏高原不过百年的波 斯菊也叫做格桑花。那一次，龙仁青为我解答了这个疑问。他说，藏语中“格桑”是幸福的意思，在这个祈愿盛行的语境中，也是祈求或祝福之意，可以并不特指某 种植物。这么轻易，他就解开了一个纠结我多年的疑问。记得当时我还特意发表一条微博。当然，我不会炫耀这是我自己的发现，我发布了龙仁青这个给了我新教益 的朋友的大名。

　　以后，我一如既往关注他的写作，一如既往期待他在写作上有更长足的进展。见面却是有限，即便见着了，也只是在人多的场合，简单的问候，简单的闲 聊，没有深入的交流。只是知道他，本职工作之外，还在认真地把汉语写作和藏文作品的汉译齐头并进着。这时，如果再向他说，如果多读一些有助于更深入认知我 们身处其中的文化的书，多读一些有助于使我们的文学体认更精微、文学手段更丰富的书，就有些多余了。尽管，我希望他不要因过于深入自己热爱的文化与事业， 而忽略了更丰富的精神与文化资源。

　　今年秋天，我在国外一所大学驻校写作。和那些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的藏区文学有着许多似是而非看法的人们交流，我还以龙仁青为例，谈过青藏高原上的族群与文学实际的面貌。

　　也许这样的举动也构成了某种因缘，回国时刚下飞机，就接到龙仁青的邀请，希望我来为《文艺报》写一篇作家谈作家的短文章。当时，我耳边回响着刚 在漫长的国际航班上读完的理查德·耶茨的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中的一句话：“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但是，基于最初读他 小说时的喜欢与更进一步的期待，我答应写这篇短文，并希望他再寄一些我读过的小说和未读过的小说给我。他立即就寄来了。更意外，他还特意附来一封信，对他 的身份问题进行了一个特别的说明。在后殖民理论盛行的今天，在大大小小的民族主义高涨的今天，各种动机的身份甄别无处不在，而少有人意识到，这样的身份识 别在某些时候，却在阻碍交流与认同——人与人的交流，族与族的交流，对更大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对人类这个共同体的认同。

　　读完他的信，我对他在自己的写作之外，一直默默致力于藏文母语创作的汉译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祝愿他在文学创作更加精进的同时，其译介工作也有 更多正面的认知，更深度的文化间的交流，在消除隔阂与增进不同族群的相互理解方面，有更多的收获。借佛家的话，这或许是一桩更大的功德。

　　为此，我愿意把龙仁青给我对于他身份的特别说明抄在下面：

　　“想到您在为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会提及我的民族，所以想给您说说我的族属问题。我父亲是青海河湟地区汉族人，母亲则是这一地区早在民国时已经完 成汉化的藏族。他们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生活原因去了青海湖畔的纯藏族地区讨生计，我就出生在那里。我放牧长大，从小会讲汉藏双语。我庆幸我在这样一 个地区，这样一个家庭长大，这使得我从小就少有民族主义的狭隘、偏执和张扬，似乎生来就有一种人文情怀和人类视角，或许，这便是促使我去写作的最重要的原 因之一。”

　　“青海民族众多，文化多元，我越来越欣喜地看到我的写作可能会展示出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会受到我的族属的影响，我也不会站在任何一种族属的观念上去看待问题。所以，我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在藏地生活的汉语写作者，而民族并不重要。”

　　这篇文章已经太长了，但我还想说：如果不是因为政策规定，需要一个人必须认定自己属于哪个民族，我也愿意自己是一个藏族人的同时，同时也是我血缘中所包含的另一个或更多的民族。用这所有血缘赋予我的多重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拥抱这个世界。

　　读他这封短信，我感到和他文化的处境与感受如此相似，所以觉得，写他，也像在写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