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热”重来 那边的月亮更圆吗(周立民 等)

　　编者按

　　2014台北国际书展将于2月5日开幕。与刚刚结束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台湾作家”群受到的追捧相比，内地作家在台湾的遭遇却始终是不冷不热。除了《盗墓笔记》《鬼吹灯》这样的流行读物，台湾对内地文学的了解和引进，还仅限于八九十年代的余华、苏童、莫言等。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曾掀起过一轮“台湾文学热”，且不说白先勇、余光中这些文学大家，琼瑶、三毛、席慕蓉……这一个个名字都成为了一代人成长的青春记忆。这波风潮卷土重来，大概和出版机构近年来大量引进台湾文学有关。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龙应台、舒国治、吴念真、蒋勋、骆以军....。。这些人，从小说到散文，在年轻人中形塑了一个久远的台湾梦。内地人对台湾作家忽然又焕发了巨大的热情和追捧。

　　这种追捧，也折射出某种自卑。在一些人的心理上似乎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一等的是欧美作家，二等是港台，三等是内地作家。连繁体字都天然具有了某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台湾文学热”此番卷土重来，背后有何复杂的意蕴，此种碰撞又将会给内地文坛带来哪些影响，我们邀请了三位评论人从不同的角度谈谈这一话题。

　　◎周立民

　　去年上海书展期间，在乱哄哄的人群中，我特别寻找台湾展区。然而，乘兴而去，却空手而归。这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这一代人受惠于台湾文学良多，且不说白先勇、余光中这样的人了，想一想读初中、高中时，有多少人捧着琼瑶、三毛、席慕蓉，它们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所以，那天从展场出来，我怅然若失。

　　是没有好书吗？不是的，如果换做二十年前，我都想从银行里抢钱把这些书买回去，而现在则不必了。——我一再讲到时间，它有什么意义？当然有，正是这时间将两岸的隔绝、观望，变成了某种同步和共融。

　　或者说，正是由于隔绝，才造成相互打量和观望的极大兴趣，进而形成了我们对台湾作家和作品的另眼相看。不仅是新鲜，还有敬佩，再加上政治文化所形成的差异性，对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内地作家作品的审美疲劳，反让我觉得对岸的作品真不错，真妙，太好了……

　　但近年来，我发现有些“不妙”，在一些人的心理上似乎形成了一种等级秩序：一等的是欧美作家，二等是港台，三等是内地作家。连繁体字都天然具有了某种文化上的优越感，甚至在内地作家的作品中，我发现了港台腔、港台味儿。

　　最让内地作家憋屈的是出版界，对港台作家的作品礼遇有加，从装帧设计，到推广宣传都气势恢宏，再加上不断地“华文”、“汉语”什么的——不是说不该出港台作家的书，恰恰是因为出了，而且出的越来越多，才破除了我内心中的很多神话。有些时候常理天下通行无阻，台湾作家当然有好作家好作品，反之，自然也有三流货色。即便是同样一个人，也未必部部作品优秀……总觉得这是废话，可是很多时候，尤其是出版界对于内地和台湾作家的双重标准，还是让我觉得所谓“淡定”和“平常心”还是分对象的。

　　我要谨慎使用“台湾作家”这样的全称判断，每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都有奇异的风景也都不宜这样归类，那么还是列举一点个人的具体阅读感受吧。比如，旋风般冲进来的龙应台，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啊，大江大海啊，你不觉得她越来越像台版余秋雨吗？内地很多高雅人士提到“余秋雨”就牙酸，对龙应台可就不一样了。这两年，龙官员越来越不像一个作家，因为作家是以情动人、感染人，她好像不屑；以理服人吧，她好像缺了几分耐心，倒像小学教师，动不动就教训人。张大春当然是优秀作家，当年读他《小说稗类》时，我觉得此人莫非是阿城失散多年的兄弟？当然，谁都有让人失望的时候，上帝在赐予人完美的这一步上是很吝啬的。《聆听父亲》，太花哨了，很多时间和历史的庄严让失却朴素的讲述消解了。《认得几个字》，报纸专栏水平吧？巨著《城邦暴力团》，腰封上的宣传就能吓趴一批人，“当代最优秀小说家张大春扛鼎之作”，“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中国地下社会总史，世纪暗战江湖变迁”，“近十年仅见的‘终生小说’，可以终生不停地重复阅读的好小说”……虽然说“腰封”总是像妖风一样毁人不倦，但这个架势也在打鸡血啊，读完觉得：还行！——什么意思？这样的小说也不是别人就写不出来。

　　另外一位“台湾中生代最重要的小说家”骆以军所写的“变形者的疯癫、妖艳、镜中幻城的恶魔之书”《西夏旅馆》，怪资质太差，智商总也跟不上作者的脚步，常常将作者的得意之笔看做故弄玄虚。“他们的年代在男女这回事上，拘谨忸怩到即使是闭室内的两对男女，仍会被看不见的每一细部分解的举止言谈间之踌躇谨慎，压抑到喘不过气来。”“但他们欠缺对自己的了解，无能翻弄嬉耍那僵硬羞怯的细微礼仪之间，巨大的可能。”这样的句子，在作者是语言扭麻花的艺术，在读者可能是情绪被纠结的折磨，太多的比喻，让叙述扭捏，降低了小说叙述的自然成色。最近给大陆作家谆谆上课的唐诺先生，谈古论今，信手拈来，头脑渊博得能放下八个书橱。《文字的故事》看过了，有趣，但也就是欺我们这些没有好好读过《说文》、不懂小学的人而已。《尽头》，读了，怎么总也读不到尽头啊，那啰嗦啊。不要误会，长并不等于啰嗦，文字长也可以引人入胜，为什么让我感觉啰嗦呢？后来明白知识不少，识见不多，就容易让阅读者的耐心脆弱。

　　说实话，这几位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家，虽然不算他们脑残粉，至少他们出的书，我都会买、会读。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作家写自己的，对不对口味是读者选择的事情，他们如此躺枪似不公平。那么，我要反思的还是我自己，头脑中需要对台湾的作家和作品祛魅，要用平常心来对待他们。虽然什么都拿打擂台的心理来看待也太狭隘了，但事实是他们的作品，内地作家也能写得出；同样，内地作家的长处，他们也未必有。并不是什么都等齐邦媛的《巨流河》流过来，才知道历史是那个样子，有那么多历史学家在努力着，而且齐氏历史也有她的傲慢与偏见。台湾作家重视叙述，耽于自我且富狂想力；内地作家肯于承受历史和现实的沉重，有雄浑的气魄，取长补短，而不是排座次、论等级或许更好。

　　当然，我得抓个替罪羊。我认为这个等级的制造倘若与作家本身无关的话，那么与出版者的商业需求则大有关系，我佩服他们的敬业，但也想劝他们适可而止，少讲一点过头话、咋咋呼呼的话，毕竟读者的眼界也越来越宽了，他一边盼着享受着你大量引进的台湾作家的作品，一边也不断提出更高要求，并不是捡到篮里的都是菜，也不是所有游过海峡的都是好汉。如果说，读者一如既往地信任某个作家、某个出版社的话，那么你们千万不要辜负这个宝贵的信任，否则，那后果……你懂的。(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青年评论家)

　　说起台湾文学，我们“没志气”

    姜妍

　　别误会，这个标题我是从毛尖那里演绎过来的，当年毛尖写过一篇关于《巫言》的书评，标题是“说起朱天文，我们‘没志气’”。至于她为什么这样讲，不妨去看看原文，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褒义、赞扬和肯定的标题，就像我即将写下的关于台湾文学的私人感受。

　　坦白讲，我更愿意选择用一种个体化的方式去评价我所了解的作家们，如果一定要以群体经验来划分，我倒是觉得内地现在的一批大约50岁上下的作家们，比起台湾作家这一群体，更有某种趋同性。

　　从1949年建国此后约30年的中国社会经历的巨大变动，让现在这一批中国内地最知名的作家们有了看似写不尽的故事和题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莫言有他写不尽的高密、贾平凹有他写不尽的陕西、李锐有自己写不尽的山西……这一批内地作家写到今天依然是贴着现实在写小说。这让我想起来自彼岸的文学评论家唐诺举过的福克纳的例子，他说福克纳在美国南方邮票大小的土地上反复书写，而在书写这块土地的作家，如今也只有福克纳还被提及。唐诺说小说在面对全新世界或是世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这种贴着现实的写作便开始了。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所说，“那个时候世界太新，一切还没有名字，必须用手去指。”这个时候的小说，从眼睛直接到手，书写时顺畅得不得了，因为新事物太多，写得再快都还觉得来不及。

　　那是一个多么舒服的时代，好像故事怎么写都不会用尽，让书写小说变成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很不幸，这个初始阶段不会持续太久，这种贴着现实的记录工作至多一代人就可以完成。而且更不幸的是，这些众多记录者中只有写得最好的那一个才可能在文学史留名。

　　当中国内地作家还忙着贴着现实写作的时候，我们还是得张望一下世界文学走向了哪里。文学在经历了多年一些了不起作家的努力，已经逐渐从以前的“向外扩展”走上了“走入内心世界”的道路上。我很喜欢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说过的一段话“小说的优势在于可以探入人的内在空间，这是影视作品不能达到的。在电影里不可能让一个人坐在那里只是想某件事，而是要把一切事物外化。我担心只用现代小说讲故事，而没有探索其他的可能性。如今影视已经把叙事做得这么好，恰好小说的叙事功能可以被解放出来了，小说可以像诗歌一样更多地探讨内心感受。”

　　可惜的是，关于小说内化这件事，直到今天也是被很多内地作家所不屑一顾的；遗憾的是，世界小说已经取得了今天的成绩，但很多内地的作家依然把文学等同于故事；可笑的是，依然有不少内地作家自以为自己写的小说很了不起，却不肯把自己放到世界坐标系里去比较一番(我怀疑他们当中许多人是否还在读真正优秀的小说)。

　　就在中国内地作家自己在圈子里自娱自乐的时候，彼岸至少还有那么零星的一些作家，从未与世界文学的坐标系脱轨。我说零星，是因为台湾作家的个体化特质比大陆作家要更显著，我不会说这几年所有在大陆出名的受关注的台湾小说都是好小说，但我依然可以举出一串不短的书单，足以应该让大陆绝大部分的书写者汗颜。

　　台湾城市化的进程比内地早了30年，贴着现实写作的舒服情形早已离他们而去，所谓“城市无故事”体现在台湾当代小说书写者在书写的最初几年就必须要面临题材匮乏的现实，而这一点也恰恰成就了他们。当题材不是伸手就可以触碰到的时候，台湾小说同业必须要在小说的技巧上钻研和努力，而在他们的作品里割舍掉一部分的故事性。他们在小说的结构上、语言上、节奏上种种和技巧有关的部分下工夫，进行各种尝试。这些尝试有的成功了，也有很多失败了，但是艺术就是在尝试中、失败中得到创新，一点点往前走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朱天文用8年时间写成的《巫言》，她大胆地在小说里打破传统小说的线性时间概念，和时间之神玩起了捉迷藏。很多人说看不懂这部小说，但我认为这是她至今为止最了不起的小说。我必须要说的是，好小说对阅读者也是有要求的，别轻易认为自己读不懂的书就不是一本好书。

　　有人或许觉得，台湾作家这几年在大陆的所谓流行(可是大部分台湾纯文学作家在大陆的销量只有2万本，这真的叫流行吗？)是一种过度热爱的现象。但是，让大陆喜爱文学的人和有志成为好作家的书写者看一看华语世界真正好的小说家的作品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吗？我当然承认引进的台湾作品鱼目混杂，我也可以列出一个长名单是借着这股热潮在这里得以出版的，但我相信这些书的数量远远低于内地每年出版的本土烂小说。

　　文学在它产生之后这些年之所以一直不断往前走，就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少数有志气的书写者愿意进行深入的思考和不断的创新。我总期待着内地年轻一代书写者里也能出现真正有志气者，耐得住寂寞不整天跑码头，愿意过简单的生活(纯文学的书写很难带来巨大的财富)。但如果你真的爱文学，那一切都是值得的。 ◎姜妍

　　(媒体人，关注台湾文学，常年奔走两岸，采访过众多两岸作家)

　　出版意义上的“台湾热”更像是营销概念 

    张怡微

　　我最早系统地读到台湾文学，是研究生二年级到台湾当交换生时，在大部分台湾的大学里，中国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系是两个专业。正如我如今所在的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主要研究的是经史子集，至于大陆学科建制意义上的“现当代文学”，则都划归台文所。对于台湾人而言的“台湾文学”，与后来在大陆兴起的“台湾文学热”中的“台湾文学”，还不是同一件事。

　　其实台湾作家走入内地读者视野中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刘墉、林清玄、曹又芳、简媜、李敖，甚至琼瑶，内地读者并不陌生。但这波风潮卷土重来，恐怕和世纪文景2006年起打造和出版“华语作家系列”，引进台、港等地区的华语作家作品有关。包括张大春的《聆听父亲》，朱天文、朱天心早期作品系列，及舒国治的散文，在年轻人中形塑了一个久远的台湾梦。

　　2008年，两岸交流进入新时代。至少赴台交换生政策，是从2007年之后才逐渐走向正轨。最早到台湾体验生活的大学生们，凭借着热忱、新鲜感，逐渐勾勒一个新“宝岛”的文艺图景。台湾音乐、电影，受惠于网络视频技术的发展及无版权的上载，使得“台湾”在大学校园积累了相当的人气。台湾综艺节目的粉丝，说起美食、八卦来，甚至比台湾人更加如数家珍。据我所知，许多台湾人倒是很鄙夷自己的电视节目。这背后的深意耐人寻味。

　　频繁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内地对于台湾的了解，以至于相比之下，台湾对大陆的了解要浅薄的多，说这些只是想要证明，所谓的“台湾文学热”，其背后的意蕴可能十分复杂。我的家族与台湾没有一点渊源，我选择到台湾就读博士班，很大程度上就是“台湾热”的影响。

　　研二时，我循着台湾当代文学史，开始阅读张大春、骆以军、朱天文、朱天心……甚至接触到了苏伟贞、袁琼琼、施叔青、李昂等一批我原来不太熟悉的女性作家。但直到我读到蒋晓云、吴明益，才真正燃起对于台湾文学发自内心的热爱。可惜的是，他们都不是在地“台湾文学”研究的主流。

　　以蒋晓云为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她成名后即封笔赴美留学创业，2008年回重新开始写作，在这三十年中，台湾文学史对她的评论几乎都是“年少成名”、“一颗流星”等。蒋晓云作品“民国素人志”，聚焦的那些战后流民，是随着蒋介石赴台、却不是军属的普通人。这些作品在大陆的文学史上，想当然会认为隶属台湾文学范畴，但对台湾文学系来说，蒋晓云既不是眷村出生、又不写后殖民、后现代意义上的国族离散、不写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坏掉的人”，很难定位。即使她写的那么特别，可至少在当下的两岸文学研究上，找不到属于她的适切的位置。这种微妙的区隔，我作为一个外人是体会不到的。

　　我同样体会不到的，还有在地台湾文学对张爱玲的神化。在许多台湾文学研究者看来，一生只在台湾逗留不过一个星期的祖师奶奶，是殿堂级的巨星。东亚化的鲁迅，及台湾化的张爱玲，是在台“台湾文学”视野框架下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相反，内地人印象里“台湾文学”的代表人物，反倒只是出版界的明星。

　　出版意义上的“台湾热”，更像是一种营销概念，而不是我这四年以来亲历的两岸文学在当代意义上的碰撞。正如大部分台湾人也不理解大陆“民国热”之所以然。就像在美国卖书时，腰封上出现“美国热”一样诡异。那些出现在书籍腰封上的符号只是泡沫。台湾文学中当然有值得汲取的部分，但他们自身所面临的困境同样严峻。

　　我记得有一次，王安忆老师问我最近有读了什么台湾作品。我大致说了一些我喜欢的作家，但又补充“其实也没有太好看的。”王老师说，“有一个作家叫宋泽莱，对我影响很大，不仅仅是小说形式上的影响。你要去看。”

　　去年年末，我在一场吴明益与宋泽莱的对谈上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作家。那是与书本上“乡土文学论战”、“生态文学”等定义之外纯粹的小说家面目。也是大陆出版界关切甚少的人物。恐怕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里，反倒是有切实的营养，值得平心静气地汲取学习。◎张怡微

　　(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博士 上海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