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想起了大山(阎纲)

　　一九八三年八月在正定大佛寺。前排：王蒙(左二)、贾大山(右一)，后排左一为本文作者阎纲。

　　一

　　近读习近平总书记十六年前的《忆大山》，感动之余，想得很多。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临分手时，两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质朴无华的美文自不待言，动人心者莫过于那份平等待人的真挚感情。一个地方党的执政者，面对思想活跃、敏感多思甚至“多嘴多舌”的作家掏心窝子实属难得，更何况是一位心向佛门的非党作家，太雷人了，你不惊诧不折服不行。他不歧视、不俯视，也不设防，而是礼贤下士、不耻下问，终于在一个共同点上有所理解和发现，从而结为好友——“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难怪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号召全党改进文风，强调说：“改进文风领导要带头，在实际生活中‘望闻问切’”“进一步创造鼓励讲真话、提倡讲新话的宽松环境。”

　　党员领导干部如何接近党内外作家，不妨先在感情上进行沟通，以真情动人，寻找共同点，然后晓之以理。

　　二

　　一九八三年七月，我到《小说选刊》参与扩版和扩大发行的工作，匆忙上路，直抵伊犁，自伊犁，再乌市，过兰州，经宝鸡，到西安，沿省叫卖。

　　在西安，和新上任的《人民文学》主编王蒙不期而遇，副主编崔道怡与他同行，他们也为扩大刊物的影响四处游说。

　　王蒙已经当选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政府负责接待。出行，警车开道，泰山石敢当，颇有点威风八面的味道。王蒙说他很不习惯，可是没有办法，我倒是冒充了一回首长。

　　由延安到太原，过河北看望当地作家，回京途中，到了正定，在张庆田陪同下，专程拜谒大佛寺，意外地遇见贾大山。

　　《取经》之后，大山深入浅出，琢磨他自己的路子，避贤敛迹。地区和省上几次调他，他不去，这一点很像乔典运，真心为农民写作这一点上，也像乔典运；静如处子，心到神知，古井无波，严格素食，又像是出家人。但是在众人举荐和以习近平为县委副书记的县领导的反复动员劝说下，从文化馆长升任正定县文化局的局长。此时的大山，正受命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和开元寺的钟楼，以使古刹逐渐恢复其盛世的风貌。他虽然视文学如生命，却潜心于文物和古建，就地扎营，汗湿涔涔，夙夜匪懈，人不堪其苦。由他陪同我们参观，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了。

　　面对海内宝刹第一名区的“大佛之城”，大山如数家珍，依次介绍世界古建筑孤例的宋代建筑摩尼殿，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的倒座观音，中国古代最高最大的铜铸大佛，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铜铸毗卢佛，还有隋碑第一的龙藏寺碑等等，极富宗教教义、建筑学智慧和雕塑艺术之美的解说，把我等顿时引入佛门净土。

　　大山兴致勃勃，但一圈转下来，兴奋之余露出疲惫的神色，他太累，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我们要离开，大山把我拉到一旁。我抢先询问他的工作情况和写作情况，他说文化局的工作责任重大，现在又搞修复，两头忙，哪顾得上写作！我一再嘱他再忙也得写点，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再书生气也得帮咱基层说句话，多少给大庙化点缘……

　　返京路上，我向王蒙转达了大山“化缘”的请求，王蒙说：“看情况吧，尽量。”到了儿，我们没能给他求布施“化”到“缘”。现在想来，要是推迟到一九八六年王蒙当上文化部部长，我接着主笔《中国文化报》，事情也许一蹴而就，因为文化部管着国家文物局。

　　一九九七年二月，大山食道癌逝世，前后又有鲍昌、张弦、刘绍棠、路遥、邹志安、金铮、杨凤兰、乔典运和王保成英年早逝，我很难过，哀其不幸，写了《忍看朋辈成新鬼》。

　　大山耐得寂寞，厚积薄发，把每一篇小说当诗来写，修改作品越改越短。后期的小说颇有古风，深入展示北方农民苦难而智慧的灵魂，深沉但不沉重，悲悯却带幽默，锤炼语言到了苛刻的程度，内藏禅机。

　　大山的作品不多，但精致。孙犁说：“小说爱看贾大山，平淡之中有奇观，只是作品发表少，一年只有四五篇。”

　　大山的文学简历非常简单，生前没有作品集出版。铁凝仗义，亲手筹划、出版了《贾大山小说集》，写了感人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