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 评论 >> 正文

论孙幼军的童话观(孙建江)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1月20日15:02 来源:文学报 孙建江

  孙幼军常说自己不擅长理论思考,曾不止一次借同学之口说自己身上“连一个理论细胞都没有”。如果说,理论思考仅仅是指理论家的学理型研究的话,那孙幼军的确不以此见长。但理论思考显然不限于此。在众多的理论思考的方式和路径中,作家创作经验型的思考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重要的存在。尤其是重要作家的创作思考。童话作家孙幼军的创作思考就属这一类。

  孙幼军童话思考最大的特质是实践性。困惑于实践,感悟于实践,启发于实践,验证于实践,发展于实践,完善于实践。

  我想,这种实践性,正是作家创作经验型理论思考的价值所在吧。

  长篇幼儿童话

  在为孩子讲故事的过程中,孙幼军除去意识到“幼儿思维特征”之于读者的重要性,还发现孩子喜欢有性格的人物、喜欢对话、喜欢细节; 再就是孩子喜欢一个接一个的“大故事”。这,其实是在强调幼儿童话的人物形象塑造和幼儿童话的长篇可能。

  在孙幼军开始创作童话的时候,有关幼儿童话的人物形象塑造、幼儿童话的篇幅拓展问题,鲜有人涉及。不仅如此,有关这方面的探讨和尝试,还时常被批评和否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孙幼军的第一部童话 《小布头奇遇记》 首次投寄给一出版社后未被采用,后为中少社所采用。作者在事后的总结中认为:“就我个人的认识,这本书成功之处仅在于它比较真切地写出了小布头这样一个可爱的幼儿形象,或许还有相关的一群小主人公。”(《探索的得失——我写童话的事》)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说:“要给小孩子写‘大童话’,在篇幅问题上也不顺利。我的第一本书是提供给低幼儿童的长篇童话。它一问世就在篇幅上受到两位童话名家的非难,其中一位还把这指责写进理论著作里。幸而后来广播电台连续播放这本作品,受到幼儿的广泛喜爱,证明低幼文学也并非就不可以有这样的长篇。”(《给小孩子写大童话》)

  其实,孙幼军很清楚人物形象对于幼儿读者的重要性,也渴望幼儿童话在篇幅上能有所突破。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成人文学和幼儿文学没有什么两样。“给孩子讲故事的过程中我发现,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人物本身,特别是有个性的人物。……童话中幻想人物的个性,格外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对于塑造得较为成功的人物的记忆,总是比游离于人物之外的热闹情节长久得多。”(《给小孩子写大童话》)幼儿读者“喜欢童话中的人物有具体的形象、有性格,喜欢有一些细节描写,有人物的对话。他们要欣赏文学,他们要美的享受: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成人并没有区别。”(《我对幼儿童话的点滴想法》)孙幼军把幼儿读者喜欢童话中的人物形象提升到了“美的享受”的高度给予审视。足见孙幼军对幼儿童话人物形象的看重。

  在篇幅上,他认为:“孩子们不仅要听故事,而且要听‘大故事’。”(《我对幼儿童话的点滴想法》)可以说,《小布头奇遇记》就是作者孙幼军践行自己童话观的一次有益尝试。孙幼军在《关于幼儿童话的篇幅问题》中曾两次引述日本翻译家石田稔翻译《小布头奇遇记》致作者信函:“这部作品发表的1961年,长篇的幼儿童话,在日本几乎还没有……”“这样的可以自然进入孩子们心中、引起他们极大喜悦的中长篇低幼童话作品,在其后的二十余年中,完全没有继承和发展,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即使把‘文化大革命’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我也仍然感到是个谜。”这表明,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长篇幼儿童话都是不能不正视的问题。显然,这对长篇幼儿童话的实践者孙幼军是很大的肯定和支持。

  童话文体及其他

  孙幼军虽然也创作散文和小说,但童话创作无疑是他一生的最爱。他在童话创作上倾注的精力和心血无疑也是最多的。长时期童话写作,使得他对童话这一特殊的文体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孙幼军认为:“童话是具有幼儿思维特征的幻想故事。”直截了当,言简意赅。除了正面论述什么是童话,孙幼军还常常从童话与相近文体彼此的关系来阐释辨析什么是童话什么不是童话。

  1981年,孙幼军尝试创作了一篇 《蓝色的舌头》。写完之后,自己也觉得怎么看怎么不像童话。“我以往童话里追求的那种‘孩子的眼睛和心灵’ 没有了,故事完全是以我本人(一个成人)的幻想作为基础。这样,它‘不像童话’是必然的。到这时,童话真的是 ‘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折射’了。我认为,这话讲的是幻想小说。”此后,作者创作幻想小说的比重明显加重。“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觉得创作的路子从此变得开阔,在题材上选择上更自由,有点儿‘解放’的感觉(写我心目中那种具有天真、童稚美的童话实在很难很难!);另一方面,也由于我扩大了读者对象的层面,开始较多地关注少年。我的感觉是,童话一旦面向少年读者,就会在不知觉间改变性质,成为幻想小说。”孙幼军认为,囿于时代的局限,很多过去笼统称之为“童话”的作品,其实并不尽然。比如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卖火柴的小女孩》,“我看也不过是使用较大幅度夸张手法的幻想小说,而不是童话”。(《从童话到幻想小说——我对自己创作的若干思考》)“我国的童话理论还不够成熟,研究也还说不上深入,这是主观上的。客观上说,从民间童话到作家创作,这中间产生大量作品,确实也很难产生一个包容所有童话作品的童话定义。但是我们又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总不能写了半天,不知道‘童话是什么’ 吧?新时期以来的许多儿童少年幻想作品,被笼统地称作‘童话’。例如我写的 《蓝色的舌头》,刊物就归入‘童话’,其实它是一篇幻想小说。”(《和朋友们交流一下童话创作》)

  但他“不认为,‘童话’和‘幻想小说’有什么高低之分,只想区别一下两种不同的文学样式。也许在安徒生时代这两种样式一律称作‘童话’的,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区分一下的时候了。过去争辩中我曾因此受到嘲笑,再受一次也无所谓”。(《从童话到幻想小说——我对自己创作的若干思考》)

  孙幼军的这个文体发展意识毫无疑问值得高度肯定。事实上,他超越了“嘲笑”,也超越了“历史”。儿童文学的发展业已证实了这一点。如今,“幻想小说”已是一个开始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概念了。

  口语化

  长期讲故事的经历,使得孙幼军在创作童话时非常清楚读者需要什么。

  他在回忆自己讲故事经历时说:“有时候我是把自己 ‘藏书’中适合他们的童话故事念给他们听,更多的时候都是转述。外婆的故事自然只能转述,而转述书本上的故事可以避开原文艰深的词语,使我的听众更感直接、亲切。”“讲故事的经历显然对我的童话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最起码、然而也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说他们懂,怎么说可能惑然不解。如果我的语言他们不懂,我的故事他们不感兴趣,他们就做起小动作,甚至干脆互相打打闹闹,把我放到非常狼狈的境地。”(《给小孩子写大童话》)“给孩子们讲故事大概也对我童话作品的语言造成一些影响。我编不出那么多的故事,所讲的大多数是现成的作品。孩子们听那些作品,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障碍。即使是标明幼儿读物的,也往往无法顺畅地读下去。我要把太多的书面语言临时‘翻译’成口语,就是不断地修改孩子无法听懂的词汇和艰深的句子,否则,他们就会感到枯燥无比,打不起精神来,甚至干脆声明‘这个不好’,要求换一个。”(《〈孙幼军童话全集〉自序》)“讲故事训练了我的儿童喜闻乐见的语言,也使我了解了他们的‘美学趣味’,对我后来的童话创作是有很大好处的。”(《和朋友们交流一下童话创作》)强调的是“口语”、“儿童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儿童的“美学趣味”。

  因此,“面对小孩子,事情变得很单纯,很容易理解。你大概不会再对‘儿童特点’表示不屑,不会再主张堆砌艰深的词藻‘是一种美’,不会再不顾一切地把 ‘抒发自己’摆在首位。面对孩子,你根本就没有余暇去考虑成人对你的作品会不会喝彩。事情只能是这样:首先是孩子喜欢了,然后才轮得到成人。”(《给小孩子写大童话》)“由于孩子就坐在面前,自然就讲他能够明白的话。纵然有出口成章的本事,也断不会咬文嚼字,去干那种堆砌词藻、拉长句子的傻事,更不用说舞文弄墨、故作艰深。倘不小心弄出孩子不懂的词语,他便要问:‘爸爸,什么叫十分丰腴啊?’,‘爸爸,徜徉是什么呀?’,无尽无休,穷于应付。”(《讲故事和写童话》)

  要孩子喜欢,就必然要使用他们听(看)得懂、喜欢听(看)的语言。如此一来,口语化就变得十分重要了。而口语化追求,恰恰也是孙幼军童话为读者,也为评论者交口称赞的一个原因。

  民族形式

  孙幼军在 《探索的得失——我写童话的事》 一文中说:“童话的民族形式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从我开始学习童话创作时就不断听到,还要思考。从还只听故事开始,我就有土、洋两条渠道输送,一条来自住在呼兰农村的姥姥那里,一条来自懂得三种外文的父亲那里。”自幼的家庭环境,使得孙幼军从一开始就接触到了“土洋”两种故事。又说:“不过我写起童话来,基本上属于‘洋味儿’的。我不大留意,觉得无所谓。”虽然“无所谓”,但他还是感到了无形的压力。“到提倡‘民族形式的童话’高潮的时候,不少作家被指责,还是颇感压力的,一位童话权威甚至把鸡毛蒜皮之类的指责写到 《人民日报》上去,以致有的作家忿忿地说:‘写面包、巧克力都不行。难道一定要写馒头、写粽子糖吗?’到这时候,连我这个并不算很‘洋’的童话作者也感受到一点儿压力,觉得必须‘民族’一下了。”

  但孙幼军的“民族”与我们很多童话写作者的“民族”是不同的。在他看来:“民间故事未必是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形式”。他认为,“自古代神话开始,至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明清的神魔小说、聊斋志异,整个一条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其中《西游记》、《封神榜》倒是更具代表性。”为此,作者还尝试创作了一本关有仙术魔法的传奇故事《仙篮奇剑传》(后更名《小济公传》)。作者后来说:“在讲述仙术、魔法方面,我觉得《仙篮奇剑传》同《哈利·波特》也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式的而已。”

  “民间故事未必是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形式”。这是孙幼军有关“民族形式”的思考与众不同的地方。不失为一种参照。

网友评论

留言板 电话:010-65389115 关闭

专 题

网上学术论坛

网上期刊社

博 客

网络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