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锲，那儿童般的快乐(蒋巍)

　　听到了。我能听到照片中你爽朗的笑声。很响亮，但很静。你仍然笑着一直笑着儿童般地笑着，对亲人，对我，对许多作家，对文学，对世界，我却泪下如雨。你老去了，我也老了——老人的眼泪是没有杂质的，它包含了一生的终结性判断。30多年师生般的情谊，那一刻都在泪水里。

　　1986年，《小说林》发了一篇有关杨沫的文章，有一些争议，时任哈尔滨文联副主席的我到北京与对方“谈判”，你主持，大概我讲得很真诚很负责很友好，几个月来剑拔弩张的气氛一下平息下来。你的眼神很亮很高兴很率真——率真得像儿童——这个印象直到今天再没改变过。当时你就问我，愿意来北京吗？一颗透明的宽博的直爽的心灵直接触发我的感动。11年后，中国作协公开招聘面试，你紧急电我到京。翟泰丰同志以钢铁般寒光凛冽的目光直视着我，然后签下龙飞凤舞的两个字“同意”。

　　入京前，到京办事开会还常到你家走走，调来后因为各自忙，走动少了电话却多了。回想三十余载交往，我感佩于你我师生之谊的君子之交淡如水。你只重友情与真诚。真水无香，品质品格有夺目的光辉。真水清澈，才有泪水的长流。1987年我在镜泊湖一个岛上办笔会，你莅临指导，有位作家讲的一个故事让你潸然泪下，一个很高大的汉子在那里抹眼泪。我发现你爱哭，我也爱哭，遇到感动一定哭出来，遇到欢乐一定笑出来，以坦诚面对世界，尽管常被人视为“不成熟”。共同的哭就有了共同的心。告别时你登船之际，阳光斜长地照过来，我突然发现你的身形和面容竟然那样像中年毛泽东(确有导演邀请过你)，我这个人好开玩笑，于是指挥所有服务员齐声高喊：“毛主席，再见！毛主席，再见！”我说，我作为蒋氏之人喊一声毛主席不容易啊！你我相对大笑，笑声响彻蓝天大湖——你那儿童般爽朗的笑声，到今天此刻还响在我的生命里。从未改变过。

　　艺术家永远是人类的儿童。你一生就像个儿童。哭像，笑像，做人做事也像。

　　我确认，你真诚，有时真诚到天真的程度，不像不动声色地拿“金刚罩”护身的领导干部。

　　我确认，你友善，有时友善到柔软的程度，愿意帮助所有求助的人，事后力所不及办不成，可能还落下一些怨幽，但乐于助人之心之情从不改变。

　　我确认，你爱才，我从未听你讲过任何一个作家的“坏话”，每当你滔滔不绝兴高采烈地向我讲述其他作家的才华时，都让我有一种“匪兵甲”或“群众乙”的沮丧感觉，恨不得出门跳进河。

　　我确认，你一直无法排解一种深沉的痛苦——在责任与写作之间徘徊。太多的事务和工作热情缠住了你的笔。退下来以后，你对我说过，要写10篇爱情小说，都来自真实的作家的故事，其中包括我和太太青年时代的故事。这件事大概没能做成，老了，累了一生，激情与热望依然涌动着，身心却一定疲惫了。

　　我确认，你对草创和复兴“文革”后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文学基金会就是你的创举，尽管它后来的发展不像你想象得那样宏阔而壮丽，但它在关爱和帮助作家方面还是做了无数感人的事情。人生就像一个口袋，从哲学意义上说，里面装的全是半成品，需要后人继续加工。但在你留下的种种遗产中，有真诚的凝结与爱的倾注，有心血汗水在闪耀，留许多温暖在人间，足够了。

　　你走了，带着一颗博大的心灵带着我无尽的泪水走了。你可以无愧地含笑逝去，把悲伤与怀念留给我和千百万读者。一个作家的伟大，或许不尽在他的著述，而在他灵魂的温度。我相信，中国文学界都能感受到他的忠诚、奉献和永远的温暖。我不能不哭，因为我们不能再一起哭或笑，像儿童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