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怎样看前辈？

阎连科作家，1958年生。著有《受活》等多部小说。

张悦然 作家，80后。著有《誓鸟》等。

蒋方舟 作家，1989年生，著有《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等。

杨庆祥 批评家，80后。任教于人民大学。著有《分裂的想象》等。

    年轻一代拒绝前辈的作品？

    青阅读：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今天的年轻一代，怎样看待八九十年代成名的前辈作家的作品？

    阎 连科：我确实觉得80后、90后的孩子基本不读我们这一代人的书。去年我在北京图书馆为我的新长篇做活动，真的是座无虚席，但80%都是中老年人，大学生 只有一二十个。还有一次是在南京，那天蒋方舟是下午的活动，全是大学生、年轻人。晚上7点钟是我的活动，基本上就换了一拨人了，至少有一半人年龄偏大。因 为这本书我还去过好几个城市，发现自己的会场里基本上是中老年人，当然这些人可能是老读者了。所以我感觉我这一代人的书和下一代基本是没什么关系的。

    青阅读：年轻读者对您来说特别重要吗？这和作品的生命力有直接的关系吗？

    阎连科：并不是说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认为文学确实在延续过程中的某个时候发生了变化，延续的不是你的、也不是上一代的比如鲁迅的，文学的河流在某一个地方突然拐弯了。

    杨 庆祥：我其实倒没有阎老师这样的危机感。在任何一个时代，真正严肃意义的文学阅读其实都是少数人在进行，大部分人会去读通俗意义上的文学。我观察过高铁 站、机场书店的读者，比如有一对大概是90后，买了本《鬼吹灯》，其实书店里也有刘震云的书，也有阎老师的书。我就想这些读者可能是被引导的。对一个作家 来说，书出来了有多少人读，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效果。但是如果从我做评论的角度，或者从更严格的文学史角度来讲，这些读者可能是无效读者。我认为不需要对这 个问题担心。

    隔代人的文学，差异何在？

    张悦然：读者的不同，可能还因为我们这代作家和阎老师这代作家的差异——最主要的是乡村文学和城市文学的差异。去年阎老师的新长篇出版以后，我一个媒体圈子的朋友说，这本书写得很好，但是我真心对乡村的事情不感兴趣。

    蒋方舟：我推荐阎老师的书的时候，会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写给当下的作品，但是我的很多同龄的朋友，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经典”的文学，会觉得阅读这种东西是需要心理准备、需要情感和智力上的成本的，好像读起来门槛有点高。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误区。

    还 有，题材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在阎老师这代小说家的笔下好像很少看到对于商业社会或者是工业社会的赞美，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天生离自然比较远，所以希望看到对 于商业社会的描摹——不一定是赞美，但至少不是对立的关系。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一代作者的失职和无能吧，虽然对商业的、工业的东西感到亲切，但是却没有写出 这样的作品。

    杨庆祥：我们会被许多的概念框住，比如认为阎老师是一个乡土作家。这个扯淡，我觉得文学和乡土没有明显的关系，阎老师的小说就不能说是乡土的作品，而是非常的现代化。

    张悦然：但是读者读了前两页以后，可能会误解，觉得阎老师写的是关于乡村的小说。会觉得离我很远。

    杨庆祥：现在的读者也圈子化了。我们现在讲的读者，可能是指城市里长大的青年人。那么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农民工。

    张悦然：有乡土经验的年轻人也不一定去读。我们这代里面也有写乡土的作家，但是他们很快生活就移到了城市，很快会变成写城市的人。

    还 有一点，不读上一代的书，是因为没有办法亲近上一代的语言，可能会认为里面有粗糙的东西，读了不舒服。这很容易检验，年轻作家会读的，包括莫言、余华、阿 城等等的语言都是经过检验了的。语言的好坏很重要。翻译文学也面临这个问题。比如伍尔夫的作品，老一辈不大用女人这个词，都译成“妇女”，一个妇女需要有 一间自己的屋子，你读起来觉得别扭吗？这么一个词，就会觉得有障碍。

    谁是年轻一代认同的经典作家？

    阎连科：不管怎么样，80后、90后的孩子对于经典的认知是发生变化了，他们确实会觉得我们喜欢的那些经典太不可思议了。最典型的是村上春树的作品，年轻人都很喜欢看，但我们这代人经常说他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我们对村上的阅读是一种缺乏尊敬的阅读，完成了阅读，没有完成尊敬，但是对前辈的日本作家像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夏目漱石等我们既有阅读也有尊敬。那为什么80后、90后的孩子对村上是充满尊敬的阅读？

    青阅读：那么，村上春树是年轻一辈广泛接受的、被认为具有经典性的作家吗？

    蒋方舟：至少我觉得社会上是把他归类入经典的。

    青阅读：那么各位以及你们周围的朋友里面，阅读率比较高的作家有哪些呢？

    张悦然：我的圈子会提到包括阎老师，余华、苏童、莫言等。基本还是这些人。

    蒋方舟：基本上都差不多，年轻作家比较少。

    杨庆祥：我的圈子是比较专业的圈子，所以我们提到的都是这些经典作家。

    青阅读：我们面向人大、北大等高校学生的文学阅读做过一次随机采访，结果发现，有不少学生提到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杨庆祥：高校图书馆借出的书都有记录，借出率最高的就是路遥，这些年都是这样。我觉得，每个人对于文学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对于很多非文学专业的学生，他并不是把路遥当做文学去阅读的，可能就是当做一个励志书，一个传记。

    蒋方舟：他可能觉得读了《平凡的世界》就够了。

    杨庆祥：他基本上阅读的经验就停止在这里了，因为他觉得这已经是最好的作品了。这恰恰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阅读的匮乏。他不去读新的作品，不接纳新的审美经验，这是最要命的。不仅阅读路遥的人是这样，那些阅读网络文学的人也是这样的。

    阎连科：其实读者也在改变对经典的认识。

    杨庆祥：《平凡的世界》、《人生》我们以前都是不研究的，但是因为有了那么多读者就开始研究了。我就写了好几篇关于路遥的文章，我会影响我的学生，我的学生会影响其他人，愈演愈烈。

    蒋方舟：还有一个可能会导致作家的销量、影响变化的因素，就是影视。

    杨庆祥：我上课的感受就是这样。说一部小说，可能读过的人只有两三个，一说改编成电影，就顿时“哦——”，哪怕是一个最烂的电影都有人看过。

    阎连科：前段时间网上评鲁迅文化奖，我的新长篇和贾平凹的《带灯》都是十二三万票，得票率是比较高的，网上投票的人应该是年轻人吧。这是很奇怪的。

    杨 庆祥：刚才阎老师讲到阅读和尊敬之间的关系。青年读者会去读《盗墓笔记》、《鬼吹灯》之类的，但是他不一定会尊敬这种创作，他不会投票给这类书。所以我觉 得应该把阅读文学和消费文学区别开来。我可以买一本，为了好玩或者送朋友，但我消费它不代表我认同它。最完美的状态可能是村上春树这样的作家，既有消费性 也有阅读性。

    青阅读：那么余华的《第七天》呢？算消费型还是阅读型？

    杨庆祥：这个有点复杂。余华有个先在的资本，他是余华，所以我要去看一下，但是没有满足大家的期待。

    “青春期”过后怎样写作？

    青阅读：我们看到过一个评论家的发言，认为宏大叙事是前辈的主流作家留下的“迷人的陷阱”，而年轻一辈对此应该警惕，因为他们有可能为了证明自己有写作能力，也要跨时空、表达时代变迁等等。是这样吗？宏大叙事是步入某种经典性写作的必要途径吗？

    张 悦然：之所以很多年轻作家会有这样的尝试，并不一定是说他们很功利地认为，这是成为经典的必经之路，而是随着成长和阅历，你会对这些产生兴趣，真正地关心 它们，让它进入你的作品。我们这代作家和阎老师这代作家的沟壑，其实也是被媒体妖魔化的，一直在强调，什么是这代作家，什么是那代作家，你们是怎么写的， 他们又是怎么写的……现在年轻作家已经不再年轻，他们开始尝试与原来不一样的东西，那么评论者就会觉得你不是你了，你应该是那样的。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偏见 和预设。

    蒋方舟：我自己也写小说，会有很多自我反省。有些题材是永恒的、宏大的，有些是为当下服务的，任何作者都会面对这两类题材 的选择。我后来也认识清楚了，自己是属于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从题材的紧迫性上考虑，还是要先处理当下题材。随着读者被细分，你要想自己是属于文学史、 文艺青年、还是普罗大众，你一旦把读者限定了，他会对你的写作风格产生影响。条条大路通罗马，条条都是不归路，你要为影视服务，就很难回到经典性写作的轨 道上。

    杨庆祥：悦然说得对，既然你从事写作，必然不可能停留在个人的青春期里面，一个写作者必然要遭遇社会历史、自己的祖先、民族 的传统……宏大叙事其实是个伪概念，没有什么宏大叙事，就是你要严肃地写作必然要过这个关，过不了这个关你就只是个流行作家、青春期作家、你就会在十年二 十年五十年以后消失。过了这个窄门，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作家和一个伪作家的区别。伪作家现在太多了，写了一两本书我们就叫这个 人作家，现在对作家的要求太低，对作家的命名太随意了。

    阎连科：是否宏大叙事，不是判断小说好坏的标准——宏大叙事好，其他的就不 行，下一代作家写得特别个人化，就不如上一代。我认为小说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它说出人在时代中精神上的困境，当然落实到每一个人，经验是不同的。比如我 们这代人对时代的经验会更敏感一点，下一代人可能考虑得更多是我个人怎么样。但是有一点，最终还是要归为这个人该怎么办。文并摄/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