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其萎 抢救当行——我与《学林春秋》(张世林)

《学林春秋》 张世林编 中华书局

作者与季羡林合影

作者与侯仁之合影

　　《学林春秋》是我30年编辑生涯中主编的第一部书，也是最重要、最有价值、最有故事且影响我最多的一部书。故事还得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

　　1986年，中华书局创办了一份杂志——《书品》，著名学者、编辑家赵守俨任主编，我是责任编辑。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杨伯峻先生撰写的《我和〈左传〉》，颇引起了一些反响。我当时注意到读者的反馈，认为应该以此文为滥觞，主动约请一些著名的老专家撰写回顾、总结治学经验的文章，以飨广大青年。此后，我想到了陆宗达是研治《说文》的权威，骑车就奔了北师大。陆老本不认识我，我说明来意，想请他写一篇《我与〈说文〉》。因为此前已把《书品》寄呈他老人家了，他便爽快地答应了。

　　初战告捷，我大喜过望，不久又如法炮制，骑车直奔北大，拜见周祖谟先生，约写《我和〈广韵〉》。因周先生与赵守俨十分熟悉，又颇为赞赏《书品》，也同样爽快地答应了。之后我又去看望王锺翰，因为他在书局参与点校《清史稿》多年，与中华感情很深，自然应承写《我和〈清史稿〉与〈清史列传〉》。一直到了1994年，有一天我去看望胡厚宣先生，提到此前约他撰写《我和甲骨文》一文，他告诉我已写了三分之一。又过了一段时间，先生告诉我已写了一半。我当时认为，老人家身体很好，会写完的。直到1995年先生生病住院前，还在电话中告诉我就差一个结尾了。我本想等他出院后加上个结尾就行了，孰料他老人家竟因心脏病猝发而辞世了。后经我提醒，由他的儿子胡振宇翻检出来并加以整理誊清，才得以在《书品》上刊出。

　　文章总算问世了，但此事却引起我极大的震动。我想起了此前去世的俞平伯、缪钺、吴组缃、容肇祖等先生，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请他们写一篇学术回顾文章保存下来呢？我进而想到，现在确还有一批老先生在世，但他们毕竟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是每况愈下，若不能及时地将他们宝贵的治学经验抢救下来，将是中国学术界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我考虑文章虽然是以回顾治学经验、体会和甘苦为主，但应强调写一点个人简历和师承的情况。有了这些构想，考虑到既然是抢救性质，便决定先以组织80岁以上的著名学者为准。我先后不止一次地征询过谢方、傅璇琮、徐苹芳、金开诚、袁行霈、裘锡圭等先生的意见，他们为我添补了一些不应遗漏的人名。有了这个名单，我便可以“按图索骥”开始联系了。

　　我把名单上的作者分成两类，一类是本市的，一类是外地的。本市的我多半采取登门约稿的办法，可以把我的想法和要求当面向他们提出，听听他们的意见。于是我先后走访了邓广铭、周一良、季羡林、张岱年、阴法鲁、王永兴、侯仁之、林庚、钟敬文、何兹全、张政烺、王毓铨、杨向奎、王锺翰、马学良、任继愈、瞿同祖、吴宗济、周有光、顾廷龙、单士元、傅振伦、周振甫、王利器、王世襄等先生。记得当我把这一想法第一个告诉邓广铭先生后，他高兴地说：“你的这个想法太好了。对这些老人是要抓紧抢救才行，否则就来不及了。给我出的题目是什么呀？”“当然是《我和宋史》啊。”“这个题目很好！很适合我，我一定写。”其后，没过几天他便住院了。我同他的女儿邓小南联系，希望由先生口述，她记录整理。但先生不愿意这样做，他说医院的环境不适合写文章，“我要早些出院，回家给张世林写那篇文章。”孰料没过多久，先生竟去世了。

　　每一念及，辄倍感疼惜。但天道酬勤。1999年2月，我去北大参加纪念邓广铭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会上他的长女邓可因在发言中提到：90年代初的一天，父亲把我叫到身边，说要口述一篇文章，由我记录整理。待文章整理好后送父亲修改，他改好后却一直没让发表。前些天整理父亲的遗物，从箱子底下翻出了这篇文章。言者无意，而闻者有心。待大会一散，我赶忙找到她，说我很想看看这篇文章。过了几天，收到了她寄来的文章。打开一看，真让我喜出望外，题目是《我和辛稼轩的因缘是怎样结成的》，正与我的要求暗合，内容刚好讲述了他研治辛稼轩的始末及心得体会，完全符合《学林春秋》的编辑要求。正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助！总算了却了我一桩心愿。

　　季羡林先生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他不仅答应写《我与东方文化研究》，还关切地问我请没请张政烺写。我说请了。那请没请林志纯写？我说没有，不知道他的联系方式。于是先生告诉了我地址。我在拜访何兹全先生、任继愈先生、马学良先生时，他们都问我请没请张政烺写，并说一定要让他写。可见张先生的学问是有目共睹的。我最初去看望张先生时，考虑到先生学问渊博，到底请他写哪方面呢？最后和师母商定就写《我和古文字》吧。先生听了说：“好吧！我写。”

　　稿子虽然都约了，作者也都答应写了，但真要想拿到这一篇篇文章，谈何容易！因为这些先生手头要写的东西很多，且年事已高，有的已经写不了那么快了，有的自己动不了笔了，有的文章还没开头，人却住进了医院。总之，不催是不行的。

　　就这样，文章总算一篇一篇地被“抢救”出来了，接下来当然就是争取尽快出版。为此，我每收到一篇稿子，便马上进行审读和编辑加工。在排目录时本想按文、史、哲分类，但有些文章内容比较丰富，往往兼有他类。最后我接受了傅璇琮的意见，按作者年龄大小排序。谢方提议书名叫《学林春秋》，因为“春秋”即史。欣然用之，并请顾廷龙老先生题签。

　　行文至此，《学林春秋》一书算是编好了，共收了40位老先生的文章，交付中华书局出版。接着，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竞赛，一定要争取在2000年到来之前出版我历尽千辛万苦催来的另外90多篇稿子，按70以上80以下和60以上70以下编成两卷，同时将新收来的几篇80以上的文章补入中华版的《学林春秋》中，三卷共收入文章近130篇、150万字，遂产生了按年龄编的《学林春秋》初编、二编、三编。

　　抚今追昔，《学林春秋》已出版15年。金开诚先生当时就曾断言：随着时光的流逝，这部书的价值将会越来越高。15年中，书中的许多作者先后离我们而去，但他们宝贵的治学经验记录下来了，并将为后人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