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先生百岁不老(梁平)

　　成都指挥街8号院，在闹市里一份难得的清静之地。这是四川省人大老干部住宅院，一个有故事的院子。这里的老人都曾经辉煌、曾经沧桑，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之后，他们的故事有的被岁月带走了，有的被新居带走了，而最年长的马识途先生在这里一住就是数十年，依然鹤发童颜，依然有浑厚、爽朗的笑声时常飞出窗外，从这个院子飞向城市的上空，让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与激情。这个带有标志性的笑声，已经成为先生一个很特别的符号，在中国文坛，尤其在四川作家的列阵里成为号角，成为骄傲。

　　马识途先生被称作“马老”已经几十年了，其实我内心更愿意称他为先生，因为先生不老。上世纪80年代末，马识途先生从省部级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与众不同的是，他没有丝毫的停顿和休整，反而觉得时间更紧迫了。在很多人还不知道计算机为何物的时代，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台家用的286型计算机，并且很快就学会了正在试验推广中的五笔输入法，成为同时代最早使用计算机写作的作家之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先生很潮。

　　前两年，他孙女又给他买了iPad2，现在一直在“玩”，手指在屏幕上迅速滑动，玩得很熟练。先生的玩还玩的都是正事，看新闻、看电影、收发电子邮件等等。有人问及，先生总是乐呵呵的：“现在身体不好不去电影院了，就在平板计算机上看电影，很方便。”这样的“潮”，是先生自己也引以为骄傲的事情：“我从1988年就开始用电脑写作，当时像我这样‘换笔’的作家，全国也没有几个呢。”

　　在电脑前，马识途先生已经修订、创作了《沧桑十年》《在地下》《党校笔记》《没有硝烟的战场》等多部长篇巨制。从他计算机文档文字数字的统计上，已经有超过200万字的作品，这其中涵盖了长、短篇小说，散文杂文随笔，回忆录，文论，古诗词和新诗。

　　马识途先生具有革命家、文学家双重身份，自己就是一本大书，一本百年巨著。

　　我们从最近他刚填写的《寿星明·百岁述怀》一阕词里看到的他，不能不为之敬仰：

　　过隙白驹，逝者如斯，转眼百年。忆少年出峡，燕京磨剑，国仇誓报，豪气万千。学浅才疏，难酬壮志，美梦一朝化幻烟。只赢得了，一腔义愤，两鬓萧然。

　　幸逢革命真传，愿听令驰驱奔马前，看红旗怒卷，铁骑狂啸，穿山越海，揭地翻天。周折几番，复归正道，整顿乾坤展新颜。终亲见，我中华崛起，美梦成圆。

　　这首词，在我辈读来，对先生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以及他们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信念，又加深了理解。我相信，一个人有没有信仰，能不能坚持自己的信仰，这是衡量一个人品质最基本的东西，也是一个人能否终有成就的关键。

　　革命家马识途先生，少年立志，历经腥风血雨、戎马生涯，矢志不渝。

　　刚满16岁的马识途，就从重庆忠县出发，远去千里之外的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就读。1936年，面对倭寇践踏的国土，怀揣工业报国强我中华的他，报考了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工系。他说：“因为那个系有制造弹药的专业，制造炸弹，这正合我意。”

　　在大学里，马识途的进步政治倾向与革命意志日益坚定，积极参加抗日进步活动，成为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1938年3月，马识途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钱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仪式上，他把自己“马千木”的本名郑重改成“马识途”，对钱瑛大姐说：“从今天起，我有了前进的方向，识途了！”

　　从此，马识途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与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九死一生。马识途先生曾先后担任过县委、中心县委书记、鄂西特委书记、滇南工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1940年，鄂西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马识途的妻子被杀害，他自己身份已经暴露，党组织安排他立即转移，报考了西南联大中文系，在昆明潜伏下来发动和组织学生，并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一”运动。

　　马识途先生在谈到这些往事的时候，已经非常轻松和淡然。他说：“我有一顶罗宋帽，可以翻转过来戴，一面灰色一面黑色。我还有件可以翻过来穿的两用风雨衣。眼镜也是两副，黑框眼镜和假金架子眼镜，那时我嘴唇上蓄留的两撇胡子也是为了紧急时刮掉。”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多次历险的他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湖北、昆明、重庆、成都，为摆脱特务跟踪，马识途总是不停地变换身份，当过流浪汉、小摊贩、学校教员、生意人，还当过县政府科员。无论是在旧时重庆或者成都的闹市街头、茶肆商铺，马识途被特务无数次跟踪盯梢，都能机智甩掉尾巴脱离险境，那些惊险，在先生看来就是家常便饭。

　　解放前夕，白色恐怖下的川东地下党几乎全部被破坏，也影响到成都的地下党组织。根据组织安排，担任川康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化妆成一个做猪鬃生意的老板辗转至贵州，借道广州抵达香港，与在那里的同志会合。

　　1949年3月下旬，中央通知钱瑛立刻带领马识途等一众地下党同志北上北平，准备南下参加接管工作。在北平见到了不少长期在隐蔽战线上只知其代号未见其人的同志，大家都特别兴奋：终于要回家了！随即，马识途先随钱瑛南下接收武汉，后又奉命赶赴刚刚解放的南京，与即将进军四川的第二野战军会合。在南京，邓小平同志见到这些为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的老地下党，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辛苦了！欢迎你们，地上地下，我们会师了。”

　　马识途先生现在还记得解放成都时的那个冬日。他说，成都的冬天常常是雾蒙蒙的，解放大军进入川西平原后，却一直是晴朗的日子。早上，太阳出来晒在军棉衣上暖烘烘的，加之心里很热和，觉得棉衣简直穿不住了。过了天回镇、驷马桥，来到了成都北门口。他回想几个月前，敌人在四门设岗要捉拿他，他费了好多周折才混出城，如今却坐在吉普车上大模大样地回来了。先生形容当时的心情说：“我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

　　文学家马识途先生，著作等身，大家风范，人品文品皆为楷模。

　　“我从西南联大中文系毕业，曾师从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等，是他们把我训练成一个能写作的人。”马识途先生对把自己带上文学路的引路人一往情深，包括周扬、邵荃麟、张光年、沙汀、韦君宜给他的鼓励和扶持。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2卷本《马识途文集》共480多万字，汇集了马识途70年文学生涯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系统地展示了其创作成就和艺术特色。

　　“我第一篇见诸报端的文章名叫《万县》，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当时我还在读高中。在西南联大文学院读书时，写小说更是成了我的必修课，当时我创作了《视察委员来了》的短篇小说，后来它成为《夜谭十记》的第一篇，改名为《破城记》，写这篇小说时，我很喜欢俄国讽刺作家果戈里的作品，《破城记》受到了他代表作《钦差大臣》的影响。”马识途先生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从北平转道上海浦东中学以后，他就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茅盾、巴金等伟大文学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成为照耀他革命之路的一盏盏明灯。

　　马识途先生说：“鲁迅是中国的脊梁，巴金是中国的良心。”鲁迅和巴金一直都是马识途文学创作上的“精神导师”。至今，先生的书桌上还摆着鲁迅和巴金的两尊铜像，任何时候，这两尊铜像都擦拭得一尘不染。

　　在先生浩瀚逾500万字的著作里，《清江壮歌》和《夜谭十记》可以堪称经典。

　　《清江壮歌》以当时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妇女部长刘惠馨两位烈士为原型，记录了上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在清江河畔的鄂西恩施秘密开展地下工作的艰苦卓绝。刘惠馨就是马识途的妻子，后来遭叛徒出卖牺牲了，女儿下落不明。解放后，依靠组织和公安部门找了20年，历经坎坷，最后在武汉一对工人夫妇家找到了。当时妻子牺牲以后，女儿被这对工人夫妇偷偷收养，养大成人。马识途找到女儿后，不让女儿改回姓马，让她仍与养父养母住在一起，侍奉养父养母。这一传奇经历，被马识途先生创作成长篇小说《清江壮歌》。该书自196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再版，已发行了数十万册。书中的英雄传奇与故事感动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更感动了清江两岸的恩施人民。

　　《夜谭十记》收录了《破城记》《报销记》《盗官记》《娶妾记》《禁烟记》《沉河记》《亲仇记》《观花记》《买牛记》《踢踏记》10个篇幅不等的故事。马识途先生以旧中国官场里的10位穷科员为主人公，通过10个人轮流讲故事的独特叙述方式，真实再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百态。其形象生动灵活，情节跌宕起伏，语言通俗幽默，一段段奇闻趣事演绎的人间世相，或令人忍俊不禁，或令人玩味思索，痛快淋漓。其中《盗官记》被姜文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搬上银幕。《盗官记》讲述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川西，胆大包天而又嫉恶如仇的土匪头子王大麻子，机缘巧合了解到了国民政府卖官的潜规则，突发奇想决定买个县太爷的官过过瘾，同时利用这个机会向害得自己家破人亡的大地主黄天榜复仇。为了能顺利改头换面，他找来了在衙门混迹多年的陈师爷。在后者的帮助下，王大麻子改名为张牧之，大摇大摆地提着几大箱银元上省城买官，随之发生的故事寓意深邃，让人浮想联翩。

　　马识途先生已经著作等身，出版单行本20多部，文集12大卷，洋洋逾500万字。他的作品以生动的形象、跌宕的情节、通俗的语言，表现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的生活，行文简朴老辣而又生动鲜活，或犀利或幽默，字里行间呈现的是一个人民作家的良知与独特的个性。《清江壮歌》的壮怀激烈、《夜谭十记》的深邃讥讽、《沧桑十年》的沉重忧伤、《在地下》的惊心动魄……然而，马识途先生自己却说，我只是一个业余作家。“一纪沧桑谁共历，平生忧乐我心知”，任何时候，马识途先生都能宠辱不惊，总有一个健康、乐观、平和的心态。

　　这位世纪老人，依然思维清晰、精神矍铄，心系社会与文坛。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识途先生历任川西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四川省建设委员会主任、建设厅厅长，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科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

　　从省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马识途先生，连续担任了五届四川省作协主席。四川省第八届作代会之前，他主动提出卸下主席职务，极力举荐小说家阿来接过了他的担子。他说，四川文学有很深厚的积淀，巴金、郭沫若、李劼人、沙汀、艾芜、王火、周克芹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诗人，构成了四川的文学传统，是四川的骄傲。直到今天，马识途先生丝毫不减对文学事业的情感，关心四川文学事业的发展。前不久他还坦诚告诫，“作协要在服务作家、繁荣创作方面下工夫，要把人力、物力、财力用在繁荣创作上。作协工作也要创新，改变计划经济时期的老思路老办法，探索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专业性人民团体特点的组织体制、运行机制、活动方式，为解放、发展文艺生产力多做工作。”马识途先生已经百岁高龄了，但只要有幸聆听先生一次讲话，你会惊讶和感慨这位世纪老人清醒的头脑、慎密的思维和严谨的逻辑。

　　“若得十年天假我，挥毫泼墨写兴隆”，这是马识途先生九十诞辰的一首自寿诗里的两句。瞬间10年过去了，现在先生正在家里积极筹备1月3日在成都四川博物院举办的“马识途百岁书法展”。先生近300幅书法作品将在这次展后举行义卖，所有义卖款全部捐献给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用于资助贫困大学生。马识途先生表示：“我练了一辈子书法，虽不足以登上书坛，但能以书法作品做一件小事，足慰平生了。”

　　现在马识途先生人到百岁，能走、能读、能写、能说，尤其是他那嗓音的浑厚与爽朗，具有一种穿透力，时常有余音绕梁。他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早上一般都是喝木耳煲汤或牛奶，再来一两个馒头。如果有社会活动出来参加，在外吃饭的时候，他会像小孩一样不顾随行陪护的阻扰，执意要吃几坨红烧肉，吃得很香、很惬意。每当看着先生这样的举动，心里不但没有觉得意外，反而愿意和先生一起享受那种愉悦，美滋滋的。早起锻炼、然后读报、看书、练书法和写作，成了先生的例行功课。闲得下来，先生还偶尔上网和看电视，一直保持对时事和文化建设的高度热情，关心、细心，诸事了如指掌。

　　冬日的成都，再多的雾总遮不住满大街依然葱郁的绿。

　　最近，成都市文联把马识途先生搁置了9年的《清江壮歌》影视改编权，几经周折从湖北一个文化公司收回，成都市文联已经接手，积极筹拍电视连续剧《清江壮歌》。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成都市文联党组书记叶浪登门拜访，把改编权的法律文书送到先生手里，先生喜出望外，一连几个“好好好”，笑得满屋热气腾腾。这一纸法律文书，就当是给先生最好的生日贺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