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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天津日报》(林希)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1月02日15:11 来源:天津日报 林希

  住在美国,每天下午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天津日报》网站,看前一天出版的报纸。《天津日报》网站,每天早晨8点更新当天报纸,天津的早晨8点,是我们这里的下午4点,时差13小时,我看的是昨天的报纸。

  说来就是一份乡情,出来探亲的中国人,都只看他们所在城市的报纸,本来我也关注过外地报纸,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不如《天津日报》亲切。

  我和《天津日报》的缘分,说来话长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枪炮声一停,天刚亮,我就跑上街头去看解放军进城,那时我家住在西北城角,是解放军最先攻进天津的突破口,天津市民虽然没有立即举行什么欢迎仪式,但目光中流露出的友善情感看得出来,人们在庆贺黑暗的旧世界终结了。

  天津解放,战争结束,最先想去的地方就是正在读书的学校,17日一早,我走到街上,一声《天津日报》的吆喝声吸引住所有路人的注意,“解放军的报纸”出版了,人们纷纷跑过去抢购,我自然也得到了一份,这份《天津日报》创刊号,刊登着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大幅照片,还有军管会的布告,如果这份创刊号报纸保存到今天,应该是我家的镇宅之宝了。

  随后不久,《天津日报》发展通讯员,我报了名,很快收到通知,我被《天津日报》聘请为通讯员了。当然,这样的通讯员不在编制,没有报酬,没有标志,就是经常报道学校活动消息,好像我也写过一些小新闻,但那时社会改造刚刚开始,学校的“新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当上《天津日报》通讯员,经常去参加一些活动,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是去听日报社长做报告,《天津日报》第一任社长是黄松龄,报告地点在那时的美琪电影院,讲了些什么早忘记了,只是我做了笔记,可惜那个笔记本丢失了。我的第一篇习作,发表在1950年《天津日报》副刊上,那时我15岁,可风光了,连校长都知道了,还得了8角钱稿费,买了一支名牌“关勒铭”自来水笔,平时插在小口袋上,在学校里招摇过市。

  从此,我成了《天津日报》副刊的基本作者,我可没少给文艺部投过稿子,发表的自然不多,但那时报纸杂志有一个规定,所有来稿必须答复,即使不用也要认真复信退稿,还要提出文章不成熟的意见,这些辅导性的意见,帮助我提高了文字能力。

  1955年,我受到政治运动株连,离开文学岗位去工厂劳动,因为一些事务上的关系,在我离开作家协会之前,要到报社找孙犁先生办一件小事,事情办完之后,我告诉孙犁先生,我就要离开作家协会了,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孙犁先生居然非常和蔼地对我说:“以后有时间来这里玩。”走出孙先生房间,我热泪盈眶,那时,我已经被妖魔化,成了社会公敌,孙先生自然知道这些情况,知道我的特殊处境,居然还和我说这样的话,使我几乎冷却的血脉又涌动起暖流。

  1979年拨乱反正,我虽然得到平反,但1955年的“问题”还扣在头上,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朋友,在我的所谓问题得到平反之前,他们就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我的诗歌。据说,那时候还有“正义”人士对此“义愤填膺”。

  回到文学岗位之后,和日报副刊的联系就更多了,邹明同志就动员我把自己这许多年的经历写出来。那时候社会上还有一股势力,对于思想解放颇有抵触,在日报朋友的鼓励下,我写出了一篇长文,如实述说自己在受委屈时期的种种经历,文章发表后反响颇好,许多地方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后来我写成了《百年记忆》,影响也就更为深远。

  在和《天津日报》多年的交往中,有更多的朋友给予我鼓励和帮助,其中一定要说到石坚同志,在他面前我是一个后学,但石坚同志视我为朋友、同志,每当他读过我一篇作品的时候,一定会写信给我,肯定进步,也指出不足,我的一部作品写到当年的土改,有的细节不符合历史真相,石坚同志向我介绍当年土地改革的政策,使我日后于写作上更加谨慎。

  《天津日报》培养了新中国一代青年作家,这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一道风景,从维煕、刘绍棠、阿凤,等等,许多有卓越成就的作家,都是从《天津日报》走向文坛的。直到今天,《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还是中国文坛上的一方重要沃土,时常推出具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

  我和《天津日报》关系深远,绝对不是一篇千把字文章可以写周全的。稍后,我会再写得细致些,写得更抒情些,写出我对《天津日报》的记忆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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