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悍的前辈而下(王安忆)

　　依年分看去，《收获》六十五年总目录几近于一部共和国的历史，而颇具意味的是，1966年第三期之后，直至1979年第一期，总共十二年六个月空白，最直接的解释是停刊，然后复刊，但其中却暗含一个潜在的事实，就是文学与历史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或许贯穿在所有的文学史中，即包含了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的差异，也包含先知先觉与后知后觉的差异，但我相信没有一种情形是如《收获》表现得如此彻底。十二年六个月里，全都缺席表达，陷入无语。这样说来，我们又不能单纯将《收获》当成历史来认识，由于文学总是企图重建生活状态，它就带有很大程度的虚拟性质，沉默可能是虚拟的最极端表现了。连贯的时间在此凹陷，形成黑洞，无论多少坠落都没有回声。

　　从《收获》编年选的目录追寻，停刊前入选的最后一部作品为1965年第四期上金敬迈所著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欧阳海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英雄士兵，为保护铁路安全，从车轮下推出受惊的战马献出年轻的生命。共和国在它的草创时期，涌现无数英烈，他们大多有着贫穷与卑屈的童年，社会变革给他们展现了崭新的前途，为奴为仆的命运一跃而成天下主人，于是摒弃一己之心，走向广阔的人类理想。为英雄立传也是那个时代里普遍的文学愿望，而《欧阳海之歌》不同以往，无论描写乡村还是军旅，都洋溢生活气息，使人物脱出概念的窠臼而获得性格。这常情常性并没有减损高尚的观念，而是升华了人性。这是一个升华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特别合乎文学的性格，文学总是关心生活应该是什么样，而非本来是什么样。上世纪初的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就是她对海明威作出“迷惘的一代”的评语，从此成为一个集体性的命名，专指“二战”后失落人生价值的虚无主义。她的名言是：“个人主义是人性而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精神。”文学不就是探寻精神的深度和广度的吗？

　　再向前追溯，直至编年选起首，1957年创刊号第一期上，老舍先生剧本《茶馆》。这一个开篇又有一番意味，那茶馆经历晚清民初，再到日本入侵北京，国运式微，人事变迁，最后一幕里，三个老人自己为自己的身后出殡，纸钱漫天撒开，实是在替一个旧文明送葬。这文明实在太悠久，太深邃，太精致，不免伤于纤巧，熟到烂熟，于是盛极而衰。我想，老舍先生，还有《收获》的创始人巴金先生，都是由衷地欢迎新时代的到来。他们身处社会的更替，比谁都了解破天荒里的原始性，简单、粗陋、生硬，可是生机勃勃。他们宁肯屈抑着自己，约束性格，克服温情，学习新的文学，将期望寄予未来理想国的诞生。事实上，希望真的在闪烁光芒，无论成熟的作家，如郭沫若、李劼人、周而复、柳青、周立波，还是年轻的写作者浩然、金敬迈，都在努力工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单从这时期篇目的名字，就可看见一个朗朗乾坤：“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风斗古城”，“创业史”，“迎春花”，“山乡巨变”，“艳阳天”，“欧阳海之歌”，等等，等等。可是，世事难料，热情的讴歌在寒噤中黯然收尾。

　　越过岑寂的十二年零六个月，编年选所收录第一篇为1979年复刊后的第二期上，从维熙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就此，在激烈的历史批判中，《收获》拉开新时期的帷幕。这一个文学世代，以怎样的繁荣作描绘都不为过，压抑了那么久的思想、感情、经验，还有创造的才华，在这一时刻喷薄而出，奔腾之势不可阻挡。文学的批判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它以破除而实现建设，以取消而收获果实，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到人生价值，再到文明检讨，以至文学观念，叙述形式，步步犁铧，步步生花，又是一个新世界。然而，此新不是彼新，前一个“新”里，将个体作牺牲为文学献祭，借用斯泰因的说法，企图将人性提升到人类精神，结果事与愿违，陷入巨大的虚无。于是，就在这一个“新”里，失语的个体一并发声，刹那间众声喧哗。

　　人性，可能是八十年代使用频率最稠密、讨论最热情的概念。经历过那一个无我的时代，“人性”就具有了革命的意义。中国固然有着自己的叙事传统，但我们的近代小说也许更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启蒙思想接近血缘。在此时刻，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理性主义，现代主义，先后几百年的思潮，一并来充实与丰富我们的人性观念，我相信，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中的人性论，远远超越字面本义。好比生产关系冲击生产力，词汇已经不够用了，新的又来不及产生，于是字词的仓储无限膨胀，增扩容积量。生长激素继续加剧活跃度，单是西方的思想养料也不够用了，需要开发新的资源，于是取道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返回本土，溯时间而上，追文明源头，我以为这可算作寻根文学的成因之一种。我们的五千年历史，熟到不能再熟，在老北京的茶馆里，被前朝遗民撒着冥币送走的文明，忽然被发现殿堂之外，尚有更广阔的民间，在长久的闲置中，熟土又成生土，将养将息，地力足得很哪！编年选中，1985年第六期上张承志的中篇小说《黄泥小屋》，普遍认为当属于这一文学浪潮的代表，这一代写作者在完成知青文学的使命之后，继而担任了寻根运动的排头兵。然而，当我审视编年选的目录，却有了新发现。在《黄泥小屋》之前，1984年第一期上邓友梅的《烟壶》，再前面，1983年陆文夫的《美食家》，可不是早开始重新虚构旧文明了！开拓者更可能是他们。在轰轰烈烈的旗鼓大张之下，已经有先行者悄然趟下路径。

　　我们时常怀念八十年代，张承志，就是写《黄泥小屋》的那个人这样描绘：开明的文化官员，编辑是我们的老师，出版与发表的严格选择，既坚持标准，又鼓励实验，同行间的正当竞争，还有前辈——是的，前辈，供我们承继，也供我们背叛。九十年代初，在一个颁奖会上，张贤亮，编年选中所收录的作品为1984年第五期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他走到我们这堆人里，对我说：据说你的《叔叔的故事》里的“叔叔”是我，那么我就告诉你，我可不像“叔叔”那么软弱，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他的话里携带了一股子威吓的狠劲，令人骇怕和生气，可如今想起来，那景象确实有一种象征，象征什么？前辈！前辈就是叫你们骇怕和生气，然后企图反抗，这反抗挺艰巨，难有胜算，不定能打个平手。有强悍的前辈是我们的好运气！

　　许多事情在同时发生。被遮蔽的历史继续揭露出来，1980年第一期，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仔细回顾，小说描写的事件，正嵌在《创业史》和《艳阳天》两个时间段之间，那如火如荼的农村建设景象之下的阴郁突起在眼前，可谓惊心动魄。历史批判越来越深入，不止是简单的愤怒，与《大墙下的红玉兰》同年发表的，还有冯骥才的《啊！》。这一声“啊”，可说别开生面，还有那个惊叹号，流露出惊愕的表情，于是，悲剧便预示了荒诞的喜剧感。之后，1981年第三期上，王蒙的《杂色》，以抒情的格调重新认识被否定的历史中，具体人生的价值。我以为意义重大无可估量，它使个体超出了全体性的政治遭际领悟生存本质的美学，从而改变命运。再回到1980年第一期，谌容的著名小说《人到中年》，在我看来，这一个文本有着双重含义。小说中那一对医生夫妇，度着柴米油盐的琐碎生计，可是我们很难忽略“医生”这一职业里救赎的隐喻。我不以为这是作者出于无心为人物作的选择，无心也没关系，事实上，他们就是医生，治病救人是他们的工作。一个百废待兴的人间社会，生活，事业，养儿育女，身体健康，可说千疮百孔，捉襟见肘，要以一己之力补天，最后落得心力交瘁。即使放弃隐喻，回到小说描绘的故事表面，革命也正潜在地发生，政治意识形态在日常状态中解构，也许更接近着事情的核心部分。现实主义渐渐脱出社会批判的窠臼，走向更广阔的空间。接着，1982年第二期张洁的《方舟》，阶级社会裸露出男性中心的真面目。这一代作家，人称“右派作家”，并不完全有“右派”的遭遇，但都是人格独立，敢于怀疑，从这点上说，称“右派”也没错，果真是锐利，总是他们，一层一层破开硬土，垦出新田，种植新天地。路遥的《人生》接踵而来，那高加林其实就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里的萧长春，以及犯人李铜钟，都是传统农村的挑战者，但所接受教育的来源不同，不是在土改革命和军旅生涯开拓眼界，而是现代学校。于是，这一个农村英雄便染上小资产阶级的忧郁病，和前辈们不同，他的奋斗充满个人主义的利己性。这一个崭新的农民人格，应当说是五四知识分子开启民智的思想果实，自我意识觉醒，终于在半个世纪以后，新时期文学的历史批判中诞生形象。

　　还是在此同时，小说的叙事模式破旧立新，气势十分张扬。1986年第五期，马原的小说《虚构》，亮出小说的底牌，揭去了小说在现实前提之下进行的假定性，行为与口号多少是鲁直的，却可显见得颠覆的决心，仿佛是说了再做，义无反顾。接下去的情形只看篇名就可略知一二：《信使之函》、《迷舟》、《一个谜语的几种猜法》……这就是新时期文学史上被称为的“先锋文学”。在信息量流通的今天，与其学习的西方现代主义对照，无论发生的背景还是实践的方式，也许有许多可疑之处，甚或至于，它对我们方才回归不久的经典现实主义表示的不敬，一定程度破坏了循序渐进的自然过程，引起基因突变，结下催熟的果实。可是，我们不是封闭得太久了吗？一旦开放，怎么挡得住八面来风，又怎么挡得住天地造化的时机！我原先以为，先锋文学带了一股子蛮劲，将到此为止分野明晰，目的清楚的文学潮流冲出堤坝，溃散了力量；多年以后，我似乎隐约意识到，就是这溃散，将各个运动的思想集合起来，或者说混淆起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是那句话，文学以破除而实现创造，即使取消，一旦进入虚构便又成为存在，甚至比真实的历史更要肯定，因为它脱离了时间的流逝，承载于另一种质地坚硬的载体，想象的记忆。

　　回首望去，那一段日子简直眩目。我尝试将事情一一排序，以因果为列，编年选显然也是为此努力。但依然不免交替错落，似乎能量在一瞬间爆发，已经不能确切纳入某一个概念。1988年第二期叶兆言《枣树的故事》，次年苏童的《妻妾成群》，题材与写法都越出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倒是接近着更前代也更边缘的民国小说。从“五四”继承而来的新文学理论都难以为其命名，似乎无法解释它的来源，因而无法推测预示着什么样的趋势。然而，它们的陌生和新鲜却触目地流连在视野，无法忽视。在这令人激动的困顿中，八十年代落下帷幕。

　　我想，下一个世代是接续和发展了上世代末的无名状态。王朔出场了，有人将其标以“痞子文学”；可李晓《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又将痛楚从玩笑中打捞出来，恢复了严肃性；《老旦是一棵树》里，几千年不变的乡土变形了，再度瓦解严肃性；余华来了，再将荒诞拉回正剧，却推向地老天荒的远景，诡异的是，《活着》的那名流浪歌手似乎来自《动物凶猛》；然后是《接近于无限透明》，几乎没有任何准备的，世界进入抽象，之前所有的具体性在此演化成自然法则……你不能说事情完全断了连贯性，在纷繁的表面之下，一定有着某种潜在的关系，包含着更严密的逻辑。李锐、莫言、尤凤伟，这些寻根运动的领军人物此刻方在编年选中露面，却已是新表现。方方、池莉、韩东，被短暂地命名为“新写实主义”，我猜测，多少有些勉力而行，大约企图为他们笔下的市井图画作一个归纳。市民生活可说是五四以来文学的尴尬，或者成为新感觉派的颓废景象，或者是做左翼作家批判对象，在这时候却呈现出人生价值。“新感觉”这三个字其实不足为其定论，何况，写作早已经超出任何范畴，写作者也不愿驯服于概念的划分，兀自活跃变化，比如说阎连科、迟子建、还有毕飞宇，你说他们归谁？概念在积极修正和扩容，不是加进了东西、北村、李洱……依然无法概括蔓生蔓长的文学现象，于是，“新写实”也半途而退。这景象，令我想起作家阿城的一篇小说题目：遍地风流！

　　从编年选目录看，无论作品还是作家，都出现密集的状态，不再有独领风骚的人和事，取而代之的是四处揭竿。众声喧哗之下，也是能量分散。汹涌澎湃之势逐渐平息，激情和才华平均分配，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大约就是文学的常态。不再有过度抑制之后的井喷；不再有一代人和几代人的压缩换来另一代人的膨胀；不再有封闭之后的泥沙俱下，而是依着万物生长的规律，有四季更替，春种秋收，丰欠并蓄。大自然的运转有着自己的周期，盛衰相易，好比寻根运动提出文化的概念，如今已成泛滥，后缀于各种名词，又进一步演化成“国学”，促进外交战略；八十年代人性观，派生出利己，私欲，感官意识形态，陷入道德虚无，等待又一代愤怒青年起来反抗。分散的能量正在暗处聚集，认识也在酝酿之中，思想即便在那个禁锢的年代里也没有停止工作，现在就更不会休息，只是需要时间。从人类史的长度来看，十年，二十年，以至六十年，距离我们都不算太远，难免会有盲点，再等上一个十年，二十年，六十年，也许才能露出端倪。历史中的虚构轮回地递进，这也是虚构中的历史，它不是忠实，而是诚恳地我在，我看，我思，然后我写。《收获》编年选就其亲历亲为而记录下了这些。

　　(本文系作者为《<收获>年度经典作品精编(1957—2013)》所写序言，题目为本版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