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笔贾平凹(蒋泥)

　　一日，时在暑假，手机突然响起来。027，是西安的区号。

　　我和那边多年无联系，现在谁打呢？人家那边自报家门，称自己是《美文》杂志的，姓李。我问了好，请教什么事。李先生说，《读书》的编辑吴彬把我的文章转他们那边去了，要用，主编已看过。

　　我心上一热，感念吴彬女士的认真，而在西安时，我很喜欢读两本杂志，《读书》和《美文》，看过《美文》主编贾平凹的发刊词，很大气，投过稿，却杳杳无音，不想人家主动上门，脱口就问：贾平凹？

　　李先生说对，他们打算用在第九期上。我忙道谢，和李先生闲话，告诉他自己本科是在西安念的，现在还正在念书。

　　两个月后，《美文》的样刊寄来，我的《考试》一文放在“大学学者散文特辑”中。大概《美文》的编辑对我有印象，误以为我在大学，那就是个“大儒”了。我当不得“学者”的名，感激人家的热情，之后的几个月就常寄些随笔过去，以为它们都比《考试》写得好，应能发表，可惜一次次又是石沉大海。给别家，却全发出来。我就失去韧性，不再给《美文》投稿。

　　比较而言，平凹倒是很有过韧性。大学期间投出的稿子也曾源源不断地退回，遭同学讥笑，最后不得不附上尾巴：“如不刊用，请不要退稿。”他受不了打击，一段时间索性什么都不写。

　　1976-1977年间，平凹已毕业，在出版社，发疯般写稿，生出的儿女还是“不足月”，纷纷“死胎”。他心灰意懒，恨自己命薄，怀疑自己是不是写作的料，为前途担心，怕这样下去白忙活，误了青春。

　　他甚至恨过编辑，疑心辛辛苦苦写了寄，人家不当事，穷酸得早把他的稿件擦了屁股，就将100多张退稿签全贴在墙上，视为耻辱，每天看。发誓要继续埋头苦干，拿出成绩，“让他们抬头瞧咱”，主动上门抢他的稿。

　　1977年岁末，两家文学刊物及时扶持他，局面打开。

　　一毕业我自己当了编辑，与外打交道更多。2002年，小说家野莽先生策划、主编一套“中国作家档案书系”，每辑10本，收10位作家的近作、处女作、成名作、争议最大作，首选者就是贾平凹。书出来，卖得最好的也是他，不几日就光了，可见他人气之旺。

　　新书发布会上，野莽先生邀我过去坐坐。我到时两点多，提前十来分钟。在座的都年长一辈，我执晚辈礼和熟人一一招呼，有周大新、刘庆邦、阎连科、毕飞宇、阿成、马力、梁晓声、聂鑫森和《北京文学》的王童等人。

　　贾平凹则在我这端的桌旁坐定，身边围着许多人，有要他签名的，又像他在和谁争论什么，心神不宁，作了难色，沉住脸，一副焦躁模样，猛抽着烟。按理，他的年龄和梁晓声差不多，但晓声现在完全是一个“老农”了，头发白花花一片，发着光，皮肉细白精致，合了掌，缓步而入，微笑凝在脸上，憨憨厚厚的。贾平凹却干练，套一件夹克，不时抬头和围在身边的人拉话。

　　我等围近的人都走了，才上前去换名片。平凹接过去，看了，说自己没名片，要告诉我手机号。我说行，就记下来。我清楚他的手机不怎么开，但有个联系也便可以。

　　回座后，一位朋友走来，坐到我身边。我好奇，问：贾平凹怎么啦，晃来晃去，坐不住？

　　朋友笑了，说他要走，下午5点的火车票。住在北大的“芍园”哩。这边中午开车去接他，让他顺便提了行李过来，会开完直接送站，他不听，要回头再取，现在三点多了，还坐在这里，会议又未开，他急，要回北大取行李。真是个怪人。

　　我立马笑开，感觉平凹可爱而单纯，是那种随性所为，不喜欢预先计划和安排的人。

　　开会时，主人介绍了十作家、各嘉宾和各大电视台、媒体的人。第一个介绍了平凹，说他昨晚在北京大学演讲，引起轰动性反响，值得祝贺。依次又介绍旁人，请主编和嘉宾代表说话。发言的都可着劲儿说，我看到贾平凹越来越坐不住。终于目光落在我们这边，悄悄起身，走过来。朋友对我低语道：他要走了，我开车送送。

　　边说边起身整东西，和平凹轻声招呼着，一起往外走。我也欠身与他道了别，他急急的，一分钟都不敢耽搁，噔噔噔出去。这时快四点。会议未完，我临时有事，第二个退场。

　　路上，我对朋友说出自己的担心，怕平凹赶不及———那火车说开就开，不会单单等一个人。

　　回来后，我读了十人集，一个个虽有大的差异，但最爱看的还是平凹的文字。或许我喜欢这风格、语言更多些的缘故吧。

　　于是回头重读平凹的《丑石》，突然意识到平凹就像这“丑石”了。外表上，平凹曾是自卑的，个儿矮，长相不惊人，属于比较丑的那类，不过他这人有特色，不是做“小玩意儿的”，能“以丑为美”，凭内心的灵清之气，化育笔底万象万物。所写“丑事”，人的情欲、贪婪、狡诈……便全美了，算得“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又因“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常遭“一般世俗的讽刺”。

　　一旦有过这层哲学上的参悟后，平凹对一切毁誉就能够超脱了，了无挂碍了。

　　是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