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漫与约束(高东妮)

　　1963年，海峡两岸两位作家老舍和余光中关于散文分别说过这样两段话，“我想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的文化普遍提高，人人都能出口成章，把口中说的写下来，就是好散文。”“我们用二三流的散文谈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说，复用七八流的散文训话。”两位作家的文章题目既扣主题又很有趣，《散文重要》，《剪掉散文的辫子》。散文家族庞大，宽厚大度，海量包容。体裁繁多，风格各异正是散文力量之所在。我国古代散文的文体分类，源远流长，其间经历了由简到繁，又由博到约的过程，最多时曾将散文分为一百多类。由于植根于悠久而优秀的历史传统，再兼之国外的推动或说横向引进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在最初的发展中，散文取得的成绩无疑是在小说、诗歌、戏剧之上的。用一位学者20多年前的点评，现代散文崭露头角时便已是一位成年人。

　　如今图书市场上散文作品的繁荣自不待言，用途广，与生活联系密切，而且生性少拘束，无需刻意加工，自然受到创作者和读者的青睐。兼收并蓄使得散文队伍借助现代传播手段不断壮大，正如王佐良的乐观预计，“看来口头、笔头、书本气、电声化、群众爱好、个人趣味等等会并存一个时期，各自发展下去，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易学难工，木秀于林，散文的写和读同时最大范围地暴露在功名利禄的侵袭下，被剥蚀得遍体鳞伤，苦不堪言。充分构思，精心安排的推敲和思量愈来愈少，超凡脱俗，出神入化的品格和魅力越发难寻。代之以琐碎絮叨，浅薄无聊，故作高深，掩饰无知，装扮伟岸，附庸风雅，俯拾皆是，不加选择，堆砌其中的脂粉气，裹藏于内的市侩气，不一而足。你不能不佩服一些人的精明，市场看好什么，国际流行什么，形势要求什么，全在他们的胸中，森罗万象，吐纳自由，好不自在。刚刚对自己的文章被砍得“不成样子”发完牢骚，掉过头来便追风逐利，迎合时尚，一而再，再而三地“拼接”个人作品，同时又赞叹起出版方眼光之独到高明。每本集子前言后记、提要宣传，都有千万种理由，不愁不让读者动情爱怜。林林总总，花花绿绿的新作选集，大多是缺乏新意的重复出版，作者、印行者都把“编排”艺术做到了极致。颠来覆去的几道菜，藏头裹尾，层层包装，只能糊弄一时一地，长此以往，败坏了读者的胃口，最终必然令人嗤之以鼻，过量生产，速生速朽，了无痕迹甚至留下恶名。

　　也许有人会反驳，快节奏高效率的现代生活喜欢散文直接切入主题，不枝不蔓，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已是明日黄花。其实不管外在环境如何纷纭，锤炼自己的内心，抱持可贵的敬意和诚心，把好奇、执着和关怀尽量结合得紧些，再紧些，总归是为文创作的正途。没有深切的情感和独到的见识，写出文章来肯定匮乏新颖有趣的东西。最好不率尔操觚，苟且下笔，个人省点纸墨精神，社会免得灾梨祸枣。没有强烈的创作冲动和沉潜琢磨，切莫拉开架势，哗众取宠，假模假式地摆布炫弄自己。突出的一例即是，大量游记探访文章充水勾兑得如同肿胀的旅游说明书。放任自流的鼓噪声里，铺天盖地的捧杀式批评中，回味纪律和责任的意义尤为重要。

　　文学的纪律是内在的节制，文学之所以重纪律，为的是要求文学的健康。梁实秋提出的观点曾被认定为文化精英主义，我们认为贴近平民百姓和生活实际与之并不相悖。“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情感和想象，同样离不开理性的驾驭。反之，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思维丧失了活力和弹性，语言没有了敏锐和灵性，绅士气才子气甚至流氓气肆虐横行，粗鄙虚浮之文遍地，文质彬彬之作只好逃遁隐身。

　　俗套陈言味同嚼蜡，故弄玄虚浪得名声，堂而皇之地兜售货不真价不实的假冒伪劣作品，中饱私囊者令人作呕。面对智者先贤、佳作名篇，他们竟也不知汗颜。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不在乎能写多少，而在乎能把多少不写出来；放纵地跑马占荒尽量少一些，节制地精雕细刻尽量多一点。巴金在《随想录》第四集《病中集》后记中披露自己的座右铭，是一帖文坛的清醒剂，“‘决不舞文弄墨、盗名欺世’。不管写什么长短文章，我时时记住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