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是跨向文明的精神桥梁(牟钟鉴)

——《新仁学构想》写作体会

　　我在思考《新仁学构想》的过程中，常常想到孔孟仁学的历史命运。孔子创立仁和之学，使三代文化有一个划时代的提升，却难为同时期人们所理解；孔子周游列国，不为诸侯所用，于是退而整理古典，以诗书礼乐教育弟子，仅使仁学得以流传。然而孔子儒学乃是“立教”之学，它为社会人生确立价值标准，推动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成为礼仪之邦，起了奠基的作用，故汉以后孔子成为中华圣人，两千多年中被中国人视为精神导师。近代以来，在西学大潮冲击下，孔子之学陷于悲惨的境地。曾几何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又重新走近孔子，表现出越来越庄重的敬意，他的人本理念与贵和哲思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有识之士也向往孔子，认为处在困境中的人类要到孔子那里寻找光明的出路。孟子生当战国中期，争霸中的诸侯以富国强兵为当务之急，对于孟子仁义之学不予重视，太史公谓时人“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然而孟子之学博深远大，后续力强劲，唐宋以后由子学上升为经学，对后世民生主义、民本主义、人格尊严、心性之学诸方面发生深刻影响，成为中华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对于古代圣贤及其思想的评价，不能依一时(这“一时”也许在一个世纪以上)之兴衰而定论，更不宜只从实用的角度而褒贬，他们的学说要在历史蜿蜒的长河里才能彰显其全部价值。

　　不可否认，当今世界主流思维是贵斗哲学，主导国家主张霸权主义，主要潮流是功利主义；讲对抗就要排斥仁和，讲霸权就要摧残人性，讲功利就要抛弃道义。因此，孔子仁和之道的声音仍然微弱。从眼前的实用层面和狭隘的族群利益看，仁学太理想化，不切应用，不合时宜，仍然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无法推行。人们在不断地被周围真爱善举所感动的同时，放眼世界，看到更多的是军备竞赛、地区冲突、损人利己，“丛林规则”在地球村时代仍大行其道。未来的世界会走出争斗不休的苦难吗？人类真能摆脱动物世界的野蛮性而成为文明的群体吗？儒学仁和之道能够从“博物馆化”(列文森)状态走出来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社会规则吗？许多人表示怀疑。然而，儒学的中国应有文化自信。儒家仁学基于人性，据于理性，依于智性，对人类文明前景一向持乐观的态度。它相信爱心根植于大众之中，清明的理性使人经过努力能够掌控过度的贪欲，而对他人与群体有所兼顾和尊重；发达的智性使精细的人们能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比文明与野蛮两种途径的利害得失，从而抛弃互斗俱损，选择互利共赢的道路。事实证明，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所提供的经验教训，非但没有使人们遗忘孔子仁学，反而彰显了它潜在的价值和未来意义。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全书总结的最后一段里说：“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但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时间，必须以世纪计算。……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冯先生相信人类自身有能力走向光明，又对道路的曲折与长期有充分估量，这就是谨慎的乐观。梁漱溟先生在晩年口述中向世人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他的回答是不必悲观，慢慢地，地球上不同的种族之间，不同的洲土之间，那种成见、分别、仇视，都退后了，不敢有毁灭性的战争了。数年前联合国文明联盟成立，促进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都是人类进步的证明。

　　可是要真正保证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还必须从根本上改善人性，主要是大力培育德性。在世界多元文化中有两种文化是差异最大又最具互补性的，即中华文化和欧美西方文化。前者是德性文化，关注人类道德的成长，其风格是温和的、包容的，其发展是稳健的、渐进的；后者是智性文化，关注人类智力的发展，其风格是刚猛的、扩张的，其发展是急速的、跳跃的。德性文化比较适应农业文明与家族社会，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它落伍了，面临着转型的挑战，然而它的永久价值不会磨灭。智性文化在工业化及其以后大放光彩，高歌猛进，短期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推动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给人类的物质生活提供了空前优越条件和方便，由此而主导了世界潮流。不过由此而造成人类的德性与智性之间的严重失衡；智性的发育日新月异，而德性的发育迟缓萎缩，人类的德性远远不足以驾驭智性的奔驰张狂；工具理性扼杀了道德理性，后果是可怕的。从长远看，德性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文明社会的成长不仅要靠智性有声有色地推动，更要靠德性无形无象地支撑。德性缺少智性，社会不能发展；智性没有德性，人类必陷绝境。中西两种文化能否互补共荣将决定人类的前途。在中国，要克服文化自卑，实现文化自觉，重新认识和找回自家宝藏，把遭受创伤的中华之灵根、儒学之精华重新培植起来，使之本固枝壮、叶茂华繁，同时大力吸收西学智性之长，以仁爱为体，以智能为用，建设现代文明强国，进而参与建设和谐世界。在西方，有识之士在认真反省经济危机、强权危机背后的智性文化的弱点，调动自身德性文化元素，以为有所不足，又能虚心面向东方和中国，向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学习，增强善美品德，多一些仁爱天下、慈悲生命的情怀，多一点中和理性和协调智慧，消解利己主义和贵斗哲学的心态，则其文化必将焕发新的生命，亦将造福于人类。这可能成为普遍的现实吗？中国人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仁以为己任，消除社会重大弊病，逐步实现民族复兴、文明强盛之梦，必将使仁学放射出耀眼的光彩，那么促使世界变好就有了强大的基地。

　　当此传统断裂、德性缺失、物欲泛滥、人心混乱之际，自己不揣浅陋，本着“至诚无息”、“和而不流”的精神，力致于“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上承孔学之源，探讨仁学，创新仁学，赋予它当代理论形态，针对重大现实问题，发出仁和的呼声，应当于世有所补益，却不期待速生显效。但我相信“德不孤，必有邻”，也相信儒家仁学具有“极高明而道中庸”和“明体而达用”的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品格，这能够为今人应对各种难题提供超常的智慧。人们已经在“古为今用”、“转化传统”、“综合创新”等原则问题上有了广泛的共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在如何创新上下功夫，多出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供人们思考和运用。“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本于仁心，向着文明，尽心尽力，展示中华智慧的无穷魅力，使社会有所改良，乃是学者的责任。

　　如今《新仁学构想》成为专著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得到一些学者的好评，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我心稍慰，这不是因为我的小书受到重视，而是因为仁爱思想能被认同。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萊辛生前在上海说过，在西方出现了整整一代“文明的野蛮人”，他们掌握了文明，却造成野蛮的后果。令人鼓舞的是世界已经拥有一位当代的圣人曼德拉。古代的孔子创立了仁学，当代的曼德拉实践了仁学。曼德拉用非凡的坚毅与和平的方式打破了种族隔离，实现了南非种族和解，他的大爱超出了民族、宗教、国家，而泽被全人类，成为全球的一面精神文明旗帜。只要人们逐步聚集仁爱的旗帜之下，人类彻底摆脱野蛮，成就真正的文明人和文明社会，就有希望。

　　2013年12月

　　图：牟钟鉴先生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