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的情缘(从维熙)

　　在我生命的前二十年，日常生活就像著名作家孙犁先生开创的“荷花淀派”一样，充满着乡野气息。

　　我生活在冀东燕山脚下，大苇塘里，暖泉河边，曾在百花丛中野跑，属于纯粹的乡间孩子。我呼吸的空气，童年感受的东西，到年轻的时候，都能从孙犁先生的作品中找到根据。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最爱读的书，一定是能在某一部书里找到自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童年的生活，某一段生活的印记和某一类文学作品的描述极其相似，或者能引起读者的很多幻觉。虽然那时候，我无缘认识孙犁先生，但有一种自然的心灵沟通。

　　十八九岁，我开始发表文学作品，除去第一篇是《光明日报》的征文以外，大部分习作都发表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我的作品寄到那以后，他们很快就复信，说稿子很好，可以迅速见报。那时候的编辑就是周明、李牧歌这些老师，包括刘绍棠在那份报纸上发表作品，也是这样的情况。

　　我18岁时考上北京师范学校，学校图书馆里就陈列着《北京日报》、《天津日报》，每周四出版“文艺周刊”，直到现在也还是周四出版，每到那个时间，我就去图书馆看副刊，看完了，就在图书馆的角落里学习、记录。写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就发那去了，而且一发不可收。《天津日报》从来没有退过我的稿。那时候还相当于现在的高中生，学校就觉得从维熙了不得了，我们的校长叫朝涌光，他找我谈话，说：“从维熙，我和你谈一件事情，你听到以后一定高兴！我们师范学校有‘特长生’保送上北大，名额就四五个，你的小说能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整版发表，也没有教师辅导，我们跟北京市教育局打招呼，教育局破格同意，你毕业之后不当小学教师了，保送你到北京大学中文系……”

　　如果现在的青年学生，肯定会欢呼雀跃，那时候我却不那么想，比如，刘绍棠后来在北大读了两年后就不读了。我跟校长说，我并不想去。果然，快毕业的时候形势改变了，北京市委做了提高小学教师质量的指示，我还是坚持要求到最边远的地方去。于是，我被派到了万寿山那边，去当小学四年级的老师。但是，由于我仍在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北京市委宣传部也注意到了，所以，我刚教了半年书，就又把我调到《北京日报》去了，当然，作了副刊编辑。到了报社之后，我接着创作，23岁时，出版了长篇小说《南河春晓》。

　　截止到现在，我已经出了69本书，其中两本集子：《七月雨》和《曙光升起的早晨》，是小说与散文的合集，其中，九成都是发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的，那时，几乎每个月都有我一两篇文章。但是，我一生和孙犁先生只见过三次面，其中一次，还是在他的灵堂里。

　　平心而论，孙犁先生一生都是个清淡的人。他从编辑的角色出发，看你是个青年才俊，就全力付出、栽培。据我所知，就连刘绍棠也没见过孙犁先生。

　　后来，听说孙犁先生因病到北京住院，那是宣武门外的一家医院。于是，我和刘绍棠、房树民三个人，第一次买了花，想去看孙犁先生。不料，1957年“反右”开始，我被划为“右派”。后来，孙犁先生曾写文章谈过这件事，说自己真遗憾，这一生还没有收到过别人给送的鲜花呢。

　　又过了些日子，我被送到天津北边、一大片芦苇荡的农场劳动改造，这已是1960年。那时，我半个月可以回家一趟。有一次，我就骑着破自行车绕个弯儿，多骑了三十多公里，到了孙犁先生家楼下。可惜，到了他家门口，却没敢进去，我想，如果我去了之后，会不会给人家找麻烦呢？因为我那时是“黑人”呢，就这样，和孙犁先生再次错失了相见的机会。

　　事隔多少年之后，我真正去看他，孙犁先生说：那时候你应该来呀，你说你“黑”，我也比你“白”不了多少啊……

　　第二次看望孙犁先生，他已病重了。我从北京带着自己的文集前往。那时候，我已经是作家出版社的负责人。

　　病榻前一别，再见已是在他的灵堂之上。他是编辑，我是作者，这是我们一生的三次见面。

　　孙犁先生一生既当作家，又当园丁，既自己写作，又给别人缝衣连线，这是他办副刊的一大特点。在报业的编辑中，能做到孙犁先生这样，是很少的。像他这样全力扶持别人，心中没有自己，对自己所付出的劳动，抱着非常淡雅的态度，在文人圈里，也相当罕见。

　　孙犁先生一生淡泊，几乎什么名利都拒绝，甚至不承认有一个文学创作上的“荷花淀派”。在孙犁先生的女儿编写的回忆录里，有这么一段话：“像刘绍棠、从维熙他们，都是自己具备的文学潜质，在生活里诱发出来的，而不是我所培养出来的，所以说，‘荷花淀派’是不存在的。”这是他的说法，好多评论家认为，他是出于恭谦，我却觉得，他并不是故作谦虚，他就是那么认为的。

　　遗憾的是，现在的报纸副刊，几乎不可能从“90后”等文学新人当中，再去寻找一些“苗头”，使他们成为真正的文学接班人了。文化副刊有一种“断代行为”，这个断代，有可能造成文学、文化的断代。这一点，当前的纸媒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想，“孙犁副刊奖”的设置，肯定是有所针对的，可能就是针对这一个现象吧。

　　此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名叫《补丁启示录》，主要谈现在报刊的“商业化问题”。浮躁的社会氛围，对精神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有些文人不能恪守寂寞，就去甘当“补丁”。有些报刊的副刊哪天出，当天要占多大的篇幅，什么位置，都不能独立决定。甚至一些知名报纸的副刊，常常有一半版面是广告。文化的内涵应该是崇高的，希望办报人能够重视这一点，给文化一个“固定”位置。我觉得“孙犁副刊奖”的设置，对于副刊，对于纸媒文化的传播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极大提振和难得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