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历史小说的缘起(邱华栋)

　　《长生》是我今年新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我写这部小说的机缘，要追溯到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在大学图书馆里读书，我偶然接触到了丘处机的诗，就很喜欢，就开始给他的诗做一些笺注。这使我对丘处机这个道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多年前，我又读到了李志常道人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里面详细记载了丘处机不远万里，前往现今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下，和成吉思汗见面讲道的过程。这本书促使我萌发了一个想法，想依据它写一本小说。

　　我后来一直没有动笔，可能是还没有找到语感和切入的角度。但我时常会翻阅这本书，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这些年，我的足迹也走过了丘处机当年走过的地方：山东栖霞、昆嵛山、北京白云观、陕西终南山、新疆伊犁、阿尔泰山，以及他当年走过的河北、内蒙和新疆的其他一些地方。在近800年前，丘处机穿越阿尔泰山，还到过我的出生地新疆昌吉市，那个时候，蒙古语称呼那里是昌八剌。

　　在北京生活了多年，我也常去白云观，也去过延庆县寻找过他当年的足迹。前年，在山东的昆嵛山上，我仔细地寻找过丘处机的行迹。昆嵛山是一座非常有灵气的大山，我在山中的雨雾中仿佛看见了全真七子修炼的身影，简直有些流连忘返。昆嵛山上的神清观如今已经重建了，仙气弥漫，当年全真教几位开创者修炼的地方，如今都还在，仿佛昨天他们才离开一样。我当时就觉得，要尽快根据他的弟子李志常的回忆录，写一本关于丘处机西行的历史小说。回到家里，我就开始认真地做笔记了。

　　丘处机所处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辽、宋、夏、金、蒙元，还有西辽、吐蕃、大理这些地方政权互相替代、融合与交战，形成了一派多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局面。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自然会有传奇产生。丘处机以70岁高龄，不远万里前往阿富汗，给新崛起的人间霸主、可汗成吉思汗讲道，这就构成了传奇。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一历史事件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是我这个小说家能够展开丰富想象的素材。

　　对于历史小说，我有些自己的想法。比如，我觉得一切历史小说，都是当代小说。因此，历史小说一定要进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里，从而描画出历史的当代声音的肖像。在这方面，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她所写的《哈德良回忆录》《熔炼》对我影响很深。此外，英国作家托尔金的《魔戒》是另外一路的历史小说，他把神话和欧洲人的历史以想象出一个全新谱系的方式来重构，其瑰丽和繁复的想象是我特别震惊的。我不大喜欢当代中国的一些历史小说，我觉得，那些小说无论是语言还是结构与写法，都过于陈旧和传统，大都在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外面打转，没有进入到历史的复杂情景和人物的复杂内心，也无法逼近历史的真实，主要是依赖了习惯旧的审美趣味的大众在传播，在小说层面上，我觉得没有创造出历史小说的新境界。

　　等到我自己开始写历史小说的时候，我发现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由于丘处机是历史人物和道教宗师，我的书写必须要依据基本的历史事实来展开，这样我写小说的时候，想象力就无法展开，就会拘泥于历史的事实。好在这样的写作也是有趣的。于是，最后就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可以说，《长生》是一部行走的书，是关于大地和心灵的书，也是关于一个时代的印象。出版之后，得到了一些同道的鼓励，这使我对我一直在准备的关于汉唐之间西域的历史小说三卷本的写作，有了一点信心。这些年，我在写完了一部当下现实题材的小说之后，就会写一部历史小说。这样的交替写作，使我获得了审美上的休息和题材反差的快乐，也获得了某种我还在继续成长的喜悦。多年以后回头一看，我想我的写作一定是丰富和有趣的、芜杂和好玩的，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