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燕：架起心灵的彩虹桥(李琭璐)

①丁燕在天山天池。

②丁燕重返音像带盒厂没穿工衣照。

③电子厂的女工说：“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这样哦！”

　　2010年，并不年轻的新疆作家丁燕做出一个决定：离开生活多年的故乡新疆，前往广东东莞。她先后在当地两家电子厂、一家音像带盒厂打工，经历了200天的工厂生活后，将工厂女工们的故事连同自己的亲历记录在册，一本名为《工厂女孩》的书于2013年春天面世。该书被评为2013年上半年新浪读书“全国十大好书”之一。

　　丁燕，诗人，作家。20世纪70年代生于新疆哈密，汉族，诗作入选百种诗歌选本，出版的诗集《午夜葡萄园》曾获得多种诗歌奖项。

　　作别故土，辗转于异乡；离开书房，穿梭于工厂。这种地理和社会身份的挪移与改变，对丁燕来说，意味着什么？而选择改变的初衷又是什么呢？

　　“在西北和东南间，东莞帮我架起一座心灵的彩虹桥。”在回答我问题的邮件中，丁燕再次重复了这句曾说过的话。

　　写好南北生活的差异，也许就是丁燕的贡献所在。无论她写什么文体，她的写作最终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消除边界，“消除那种人为的、存在于心灵的边界”。很多人问她，你一个作家为什么要去打工？还有一个雷同的提问：“你怎么不像新疆人？”每次回答这类问题时，丁燕都“觉得很可悲”。大部分内地人不了解新疆，于是，“新疆”这个词便带着一种边界；“打工者”这个词也带着一种边界。她费解这些边界是谁来设定的？它真的存在吗？

　　“事实上，我觉得所有这些边界都是人为的边界。人和人之间，其实没有太多不同，只是惯性的思维，造成了族群差异，然后，让各种边界四处林立。”

　　而通过写作，通过所描述的故事和人物，丁燕正努力消除着人和人之间既定的边界。她努力地告诉读者：人和人之间存在差异，但不像人们设想得那样可怕。“你到新疆去，新疆人生活得活色生香；你到工厂去，女工的生活更是鲜活充实。”丁燕在工厂“卧底”，看女工在宿舍里用鸡蛋做面膜，她不禁发问，“凭什么女工就得灰头土脸？女工也会抹红指甲，卡拉OK，跳舞。”

　　今年10月，丁燕的又一本散文集《双重生活》出版，以描述新疆和岭南生活差异为主。“在新疆，人群的特征和其所属的族群，并非表面看起来那样杂乱，而是经过缜密的测量和界定的，就像绘制地图般，每一个细节都代表着一个方位。”

　　丁燕大致可以通过人们头戴特定样式的帽子或头巾，留某一种型款的胡子，穿某种服装(这些东西全都是一个人的表征)，判断出这个人属于哪个社群，他的价值，他的地位。但这种神秘性到达岭南后，遭遇消解。“我不了解这个地方的人群关系，对其内部微妙的联系也匮乏穿透力。而这种落差，愈发激发起我的探究愿望。”《双重生活》是《工厂女孩》的延展，它主要描述了生活在工厂之外的东莞女性的生存状态，虽然不像《工厂女孩》那样集中，但其驳杂性，更胜于前者。

　　别样的土壤给了丁燕别样的写作背景板，供她反观西北生活，供她的笔墨肆意生根、发芽。

　　1.关注女性命运的《工厂女孩》

　　《工厂女孩》创作的初衷，源自丁燕对女性问题关注的由来已久。

　　丁燕说，几千年以来的封建社会，女性一直处于男性附庸的地位，即使是新时期以来，农村女性依旧依附于男性，伦理道德对女性的要求明显更多，“这便局限了妇女寻求更大的可能性和发展机会。”

　　中国最早的一代打工女性出生于20世纪60、70年代，这些农村女孩大多是长女，通过打工，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改变家庭命运，所以，脱贫是她们的主要目的。而现在的打工者，出生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后，不少是上一代打工者的子女，她们更注重个人发展。打工的意义不仅仅是提供了更多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甚至还改变了一个村、一个县城的命运。打工也不仅仅是珠三角的事，它像涟漪，族群庞大，辐射出来的力量广阔，对整个中国当代生活都有影响。

　　“我觉得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试金石。”女性要和男性一样面对困境，面对社会转型的各个方面，同时，女性还有属于她自身的困境。当女性和男性同时进入工厂后，不仅要处理来自自身的复杂问题，更要处理和男性一样的工作问题。女性为了追求另一种更丰富充实的生活而逃离了乡村，但来到城市后，却被工厂打卡机、流水线等束缚，陷入困境。

　　丁燕回忆，在一个三千人的电子厂，主管说，他们有个吸烟室，为男工提供吸烟。然后有女工提出了要求：为什么没有女工吸烟室？据说，现在女性吸烟的人数还真不少。“我并不赞成吸烟，但我感觉，是工厂帮助了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女工进入城市后，成为中国女性中比较特殊的一个族群，和传统的农村女性、都市女性都不一样。”女工一直处于社会底层，考量女工的生存状态，就是考量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也是考量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的走向。

　　丁燕描写女工生活的系列文章，结集成《工厂女孩》后，她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得以全面展现。从写作的角度来讲，女性情感更具丰富性和复杂性，更加起伏跌宕。女性的人生比较丰富，她的丰富可能就是她的“麻烦”比男人多，她要恋爱、怀孕、带孩子……“对女人来讲，孕期里看着肚子一点点变大，是个极为神奇的过程，而男人是无法体会到的。女人在经过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之后，就比男人更复杂。女人的整个身体器官被胎儿挤压，最后，要去生育，是一场在鬼门关的战争。”丁燕说，女性生存的艰难，远远大于男性。所以，对女性命运的关注相较而言，比关注男性更有意义。

　　2.从西北到东南

　　“你做不下来的。”这是丁燕最初在东莞应聘时得到的评价。因为她填写的学历是高中。“粗笨、木讷，甚至有些迟钝的人，才能不厌倦那重复再重复的工作。你的学历，对这项工作来说，非但没有益处，还会起相反作用。”——这是2011年夏，丁燕在东莞应聘一家音像带盒厂的工作时得到的真实劝告。

　　丁燕后来得到的工作，是在一家音像带盒厂当啤工(在统称啤机的注塑机前工作的工人)。这是最累、最脏的工作，但对年龄没有限制。女工车间里的真实状况，得以袒露在这位诗人面前。

　　丁燕在书中频频提到的“打工者”，是指到异地寻找工作的特殊人群。“‘改革开放’初期，这类人比较多，他们离开家乡到珠三角等地，主要为了找工作，但后来，有一部分人到珠三角的目的更复杂：不是简单地为寻找工作机会，而是为了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后来的这一部分人也属于迁徙人潮，但不能把这类人简单而宽泛地归结到打工族中。”丁燕更倾向用“迁徙”来概括这种大的人流变迁。

　　她便是迁徙人群中的一分子，2010年来到广东。丁燕的写作随着这次大迁徙，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到达岭南之前，她对打工文学并不熟悉，但之后，却创作了打工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工厂女孩》。“我创作《工厂女孩》，是东莞这个城市的人口结构的特殊性，对我的写作提出的要求。”

　　在东莞女性群体中，女工占六成以上，若想写好东莞女性，必须要写好东莞女工。而丁燕在东莞小镇的居所，就在工业园区旁。那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缩影。她日常所见的人中，80%都是女工。这让丁燕深切地感受到：她必须要了解这些人，“因为她们如此之多，她们与我们已如此紧密地相连。”事实上，打工题材并非中国独有，在国外也有。当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激变中，农民因“进城”而生发了系列改变，英国、美国均都经历过，且产生了一批描述这段历史转型的优秀作品。随着“打工者”这个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来描写这一族群，因此，“在我看来，打工文学已客观存在，并不取决于评论家的承认与否。”

　　写作的最开始，丁燕也是采用传统方式，但后来发现被采访者的回答都很简洁和中性。通过这种方式，丁燕所获得的信息和大多数人一样，这让她很不满足，同时也意识到，“打工是我的必修课，我必须要过了这一关，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地方。”此前，丁燕对新疆多民族聚居的生活方式有过研究，当她进入工厂，总是不自觉地生发出一种对比思维：“我不断地反抗工厂给予我的‘车间生活’，我并不轻易接受这种‘工厂生活’，总想提个为什么。”

　　最简单的例子：丁燕发现打卡的表总是提前几分钟，然后质问保安：为什么要“走在时间前面”？！保安对丁燕的疑问感到目瞪口呆——因为在她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女工敢如此质问他。工厂生活很容易让人丧失思考和反思能力。丁燕所描述的工厂生活，并不是爆炸性的新闻事件，“我希望在常态生活中寻找意义。”事实上，在常态生活中找寻写作突破口，更具难度。她惊诧地发现，有两类人对工厂生活见怪不怪：一类是本地人，他们早已习惯了对打工者敬而远之；另一类则是打工者本身，他们对车间生活的荒诞性习以为常。“我到工厂打工后才发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广阔性，不是坐在办公室的人能体会得到的。”现在有一种文学主张叫“在场主义”，“我想说，不仅人要在场，心更要在场。”心在场，即要进行深度思考。

　　要进行深度思考，最好的办法就是到生活中切身体验。开始工作前，丁燕买了几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即便在封面上别只笔，也可以轻松地装在裤兜里。《工厂女孩》的原始素材，多是她躲在女厕所里匆匆潦草记录的。

　　丁燕并不是为了工资去打工，但她却是以打工者的真实身份去打工的。在进入车间以前，她对此中秘密一无所知；进入车间后，她和所有女工一样，有定额任务需要完成，如果做得不好，一样要返工。没有任何人会照顾她，而丁燕也因为这种不被照顾，看到了车间世界的真相。

　　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丁燕是普工，坐在高脚凳上，从最基本的贴PASS纸开始，装袋子、打黄胶、焊锡、装电子元件、使用砂轮机……这些活儿算不上重体力劳动，但重复多次后，人也会变得模样狰狞。在音像带盒厂，她是啤工118号。啤机24小时开机，啤工“两班倒”，除了中午吃饭的一小时，啤工每日工作11个小时。在注塑车间，丁燕坐在两台轰隆隆的啤机之间，用蘸了天那水的布擦模具，用钳子剪掉衣服架子上的凸起物，用吹风机将录像带盒边缘的披锋吹皱。当这些活计不停地重复时，丁燕终于发现，汗不仅能从鼻尖流出，还可以从身体的各个部位流出。

　　排队去打饭，丁燕吞咽下含混的饭菜，喝下看不清内容的汤，可两个小时后，饥饿感仍会陡然变得强烈起来，让人意识到所吃的食物多么没有油水。她将被褥搬进女生宿舍，惊诧地发现除了逼仄、肮脏、混乱外，宿舍的后门根本关不紧，夜晚冷风呼呼灌进来，厢式货车的轰隆声像从头顶压过，怎么都睡不着。

　　在丁燕笔下，拉线旁的女工，脸色灰黄，油垢满面，穿着不成样子的工装。有人把袖子卷起来，露出手臂，有人把领口敞开，有人拖着塑料拖鞋。自进厂那刻起，她们便失去了名字，而成为工牌上的那串数字。为打发机械劳作，她们总是低声聊天，满嘴俚语，互相调笑。她身旁的一个女孩说：“我真希望拉线停下来，我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书中的代表人物方姐，给丁燕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方姐回家乡时穿得非常正式，行为举止都脱离了乡村的习惯，对城市的生活久久不能忘怀，所以最后又回到城市。最开始，丁燕想写方姐的女儿，但后来发现她比女儿更有意思。方姐一直向丁燕打听打工的事，最后还是去了新疆。“新疆现在是打工者的天堂呀！”丁燕今年6月回新疆，跟农村亲戚聊天，说现在在棉花加工厂，旺季时熟手月收入八千块钱。丁燕听了目瞪口呆。“现在打工的条件其实更宽泛了，打工者选择的可能性也更大了，并且随着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小，有很多人不需要来东南沿海打工，他可以直接在家乡打工，或到赚钱更多的地方。”这就导致了整个东南沿海迎来“打工荒”，工厂招不上工人。

　　丁燕惊诧地发现，在珠三角打工者的感觉系统似乎已渐趋麻木，他们对各种规章制度的接纳都显得训练有素。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但同时，他们对生活本身的热情度，却降到很低。

　　工厂女孩们的未来呢？丁燕说，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往前走，一种生产方式代替另一种生产方式，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是必然；工业社会最后必然战胜农业社会，我们必然要面临都市化，这是必然趋势，不可阻挡。因为相对而言，城市比乡村更文明。但是，在这个大趋势中的某些个体，也许付出了特别惨痛的代价。打工族群中第一代打工者，他们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他们创造了中国的GDP，但这个GDP不会计算亲情的丧失，而只会以利润为最高指标。“但有那么多的孩子，是在没有父母陪伴的状态下度过童年的。父母和孩子的心灵损伤，是没有办法计算的。”

　　3.并非刻意而为的“混血写作”

　　上世纪中期，丁燕的父母从甘肃天水迁居东疆哈密。哈密被东天山分为山北和山南，她家在山南绿洲的葡萄园中，而山北的巴里坤草原，因水草丰茂，自古就是饲养军马之地，在汉、唐、清时，皆繁盛。畜牧和农耕并举，是环天山一带的生产特点。丁燕在绿洲农业的自然环境中长大，但她同样不能拒斥和漠视草原文化对她的影响。丁燕并不是牧民的后代，但却在出生后，喝牧民送来的羊奶长大。她熟悉奶疙瘩的味道，知道夏天穿大皮袄的男人是要进山去。游牧和农耕的混血基因，一直燃烧在丁燕的血液中。当她掌握了文字，发现了写作的秘密后，暗潜在身体内部的感受便潮水般翻涌。

　　在丁燕的身上，一直携带着婴儿时期的瞬间印象，像一直存留着古老草原的梦幻记忆，关键时刻，总以一种古怪方式提醒着她，大地和宇宙深不可测，不仅需要发现，还需要敬畏。

　　丁燕16岁开始发表诗歌，自那时起进入创作至今，她从未改变初衷。当初尝写作带来的快感后，她便有了自信，她发现经过自己打磨之后的词语，是可以发出耀眼火花的。“但我对自己的写作没有过于强烈的预设，这和我一直身处边疆地区，写作相对随性有关。如果我刻意讨好某类潜在读者，那我就会丧失掉自如。”

　　丁燕渴望在写作中获得一种自由自在的流动。她只需要把她想说的话原原本本地说出来——而不是炫示；并且，还要拿出勇气和绝对的诚实。只有这样，她才能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她才能变成她期待的那个作家。丁燕希望自己的文字是自由的、敏锐的、自发的，这些品质，才是将作品支撑起来的脊梁骨。“混血是我的主要风格，而这种风格的形成，并非我刻意为之。”譬如，和很多人不同，有三种食物构成了丁燕的主食谱系：面条、馕和米饭。她在哈密的童年时期，主食是浆水面；青年时代在乌鲁木齐，以馕为主；到达岭南后，主食则是米饭。

　　“主食情结”在丁燕的写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此驳杂的主食，让她在进入写作时，总能找到另一个物件，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种思维习惯。是混血的生活孕育出丁燕混血的写作气质，这种风格，并非一下子形成，是在生活的磨砺中，逐渐清晰起来的。

　　丁燕在2010年来到广东省时，并不是一个打工者的身份，她说自己离开家乡，是为了寻找发展机会，而不是单纯地寻找工作机会。像她这样的人并不占少数。丁燕大学毕业后在乌鲁木齐工作了17年，从事文字工作，后来慢慢转型到职业写作。迁居广东，是因为她觉得新疆地处西北偏北，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联系相对松散。在她来到广东省之前，对打工文学的发展不是很熟悉。随着这次大迁徙，丁燕的写作也发生了改变。

　　丁燕说，写作是她的精神主食。“没有写作，我的日子将是干瘪的。”通过写作，丁燕拥有了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世界。她把一天中最重要的黄金时间都给了写作。她为写作中出现的困惑而苦思冥想，日夜煎熬。在最累、最穷、最落魄、最绝望之时，她想到的，都是写作。丁燕从不言放弃。她不知道剔除写作后，自己会变成怎样的人。“我将不是人，而是一根鱼刺。我的生活和写作是对应关系：如果我生活着，我的写作将会继续着。”

　　而写作地点，无论是在广东，抑或是新疆，丁燕的心中都有一个她认为的“边界”。突破边界非常困难，但她必须这么做。在丁燕的写作中，新疆绝不是遥远的童话世界，那里既有美景，也有荒凉；既有柔软，也有坚硬，但，那是丁燕真实的，永远的故乡和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