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愧的是我们——忆关露(刘锡诚)

　　1982年12月5日，星期日。背负着沉重的使命而因此受辱43年却又无法为自己辩护，坐完了国民党的监狱，又坐完了功德林监狱和秦城监狱的“左联”女作家关露，在北京东四头条203号文化部宿舍的筒子楼里一间小小的住室里服安眠药自杀而死了！终年75岁。终生未婚。无儿无女。

　　坐在《文艺报》编辑部办公室里看稿的我，听到这个惊雷般的噩耗，一颗平静的心顿时被打乱了，惊呆了，继而，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中。因为1980年我和编辑部文学评论组的高洪波、雷达学(即雷达)、李炳银同志着手编选《当代女作家作品选》的时候，对关露这个曾经受党的指派打入日伪特务机关潜伏却背上了污名而至今尚未得到平反的女作家的身世吃不准，故而最终也没有把她纳入这本选集的入选作家之中。选了72个女作家，却没有选关露，这是我们犯的一个历史性的失误。其实关露这个名字，对于任何一个略具现代文学史常识的文学编辑来说，都绝非陌生。1982年3月23日，全国解放后前后两次入狱、多年失去自由的关露，终于等来了中央组织部给她做出的平反决定！可是我们编选的那套《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三册)，已经分别于1980年和1982年出版，无法补救了。

　　两个多月前，1982年9月18日，我所在的《文艺报》党支部会议上宣读了中央为潘汉年同志平反的文件。文件很长，但我听得很认真。一向扑朔迷离的关露的冤案，总算从她的领导者潘汉年同志的冤案中知道了个大概，于是，对她的遭遇也就更增加了几分同情。也许是由于文学编辑这个职业的关系吧，突然间听到她自杀的消息，心里一时无法平静。直觉告诉我，关露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定是觉得她在等到了自己的平反决定后终于又等到了她的领导和朋友潘汉年的平反决定，孑然一身的她，在世间已经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事了，所以她毅然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其实关露心中生出这个念头，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据她的传记作者丁言昭所写，自从她1980年得了脑血栓以后，记忆力遭到严重损坏，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可是近来却突然记起30年代她写的纪念自杀的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而且十分清晰，准确，常常一字不差地喃喃自语地念叨着：“马雅可夫斯基，你虽然不应该Bahemian(波希米亚的，放浪的——编者注)地死去，但是在现在，看见那灿烂的你的祖国的光荣，芬芳的你的祖国的胜利，我们要纪念你，纪念你的史诗，纪念你英勇的诗的事迹！”就在大约两个月前，9月15日丁玲来看望她，“左联”时期的这两位上海文坛上齐名的女作家见面时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可以印证她心灵深处的这个死结。丁玲告诉她：“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汉年马上要平反了！”关露的眼圈红了：“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如今潘汉年的冤案平反了，所以她再也无所挂牵了。据说，她自杀的那天，先支走了保姆小金，又支走了来和她作伴并帮她记录整理回忆录的老友陈慧芝，衣着穿戴整齐后，躺在床上服了两瓶安眠药。她衣冠整洁地走了，想来颇有些象征的意义，一身清白，“质本洁来还洁去”。她带着传奇般的经历，悄无声息地走了。永远地走了。一生的业绩换来了五分钟的告别仪式。因为是自杀，连个悼词都没有。

　　关露没有留下遗言。在她的遗体旁，只有那个装安定片小瓶子的大信封上留下了两行模糊不清的字迹：“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没有怨恨。没有懊悔。没有要求。甚至没有牢骚。

　　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为关露召开了一个追思座谈会。一些与关露相识的老作家老朋友，周扬、周巍峙、王炳南、夏衍、梅益、冯牧、丁玲、陈明、艾青、姜椿芳、杨沫等近五十多人沉痛地追思这位为国家民族、为党的事业牺牲了自己的一生、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共产党员、女作家！

　　关露的死给我这个晚辈很大的震动。当时我在《文艺报》做编辑，负责刊物选题和版面的组织。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我决定为刊物约一篇悼念她的文章，尽管我一直关注她，却并不认识她，甚至没有见过她。回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1977年7月，我从新华社调回到了文艺界，开始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当评论编辑，第二年又转到了《文艺报》编辑部，参与刊物的复刊工作。在那个拨乱反正、百废俱兴的年月，我就听说香山脚下住着两个女作家，一个是30年代写过《春天里来百花香》而蜚声文坛、后在党的安排下打入日寇汪伪特务机关潜伏多年的关露；一个是写过有很大影响的《青春之歌》的女作家杨沫。杨沫，我做过一些研究、写过评论她的“青春三部曲”的文章，而关露，在我心中却始终是个未知而又非常想解开的谜。那时，关露就住在香山下面东宫门外面的东宫村2号的一个小院里，她住的那间平房，据说是她出狱后用补发的工资买的，条件简陋，连自来水都没有，但她在院子里遍植了绿树香花，透露出主人对生命的赞美和渴求。出狱后，她的编制虽然落在了文化部，却住在远离市区的香山脚下，虽然有一些老友如梅益、王炳南、丁玲、碧野、杨沫等来看过她，实际上她却生活在一个极度封闭、极端孤独的环境中，她的寂寞和苦闷是可想而知的。

　　关露是山西右玉县人。原名叫胡寿楣。1907年7月25日生人。幼年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1930年初，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在南京的《幼稚周刊》上发表。1931年秋，来到上海，以“关露”的笔名在文坛上崭露头角。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街贴抗日标语，向群众募捐，慰劳抗日将士，并任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副部长。同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左联”，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评论、杂文以及译作，数量最多的是诗歌。她深入纺织厂、丝厂从事工人运动，办工人夜校，组织姐妹团、读书班、诗歌小组。1933年5月，“左联”成员丁玲被捕，关露接替丁玲负责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并任“左联”中共党团书记周扬的“交通”。1936年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被选为中国诗歌作者协会理事。1936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她的诗集《太平洋的歌声》。1937年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曲《春天里来百花香》就出自关露之手。“七七”事变后，关露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等活动。“八·一三”事变后，受中共党组织之命，在沪教书，从事秘密活动。1939年冬，奉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之命，受潘汉年、吴成方领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受组织之命，利用和日伪特工总部领导人李士群的关系，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卧底，策反特务头子李士群。1942年春，受中共上海地下党派遣，进上海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社当编辑，后任主编，同时以此作掩护，搜集日伪机密情报，并积极组织策反，功勋卓著。在《女声》上发表长篇小说《黎明》。抗战胜利后，她被国民党列入汉奸名单，关进监狱。1945年8月，关露转移到苏北解放区，任苏北建设大学文学系教授、报刊编辑。北平解放后，在华北大学三部任文学创作组组长。关露的侄子、“左联”研究者丁景唐(原上海出版局局长)描绘他年轻时见到的姑妈，因《太平洋上的歌声》一举成名，是那种“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一个名声日高的青年女作家，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毅然加入了共产党，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日后几十年的艰苦斗争、生死考验，几经炼狱，信仰弥坚，“青山不改”，其情其景，其心其志，能不令人惊叹？

　　关露因汉奸罪名，先后于1955年和1967年两次被捕，出狱时仍然顶着“定为汉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平反。这个写下“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著名诗句而被誉为“民族之妻”的女作家，怎么能心情平静呢？无怪乎夏衍同志在她的追思会上说：“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一次偶然机会读到我的老师、翻译家、诗人魏荒弩教授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一篇《关露和她的明志诗》，说他在柳倩先生处看到关露晚年亲笔书写的一首明志诗：“云沉日落雁声衰，疑有惊风暴雨来。换得江山好纯色，丹心不怯断头台。”魏先生说，她的这首诗“诗句悲壮，读了叫人怦然心动。”(《府藏胡同纪事》第175—176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换得江山好纯色，丹心不怯断头台”！这样的诗句，怎能不叫人怦然心动，给人以激励呢！

　　要寻找一位熟悉关露而又能写悼念文章的作者并不容易。我在编辑部经常联系的老作家中苦心搜索，终于想到了梅益同志，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党组书记，他曾担任过“左联”的领导工作，又是关露从国民党的牢狱里出来后参与帮她转移到苏北解放区的人。第二天早晨，我就从我的住处西郊皇亭子骑车径直来到翠花胡同梅益同志的住地拜访他。平易近人的梅益同志和我一道来到翠花胡同东口的一家早点店铺里坐下，一面吃早点，一面谈约稿的事。梅益同志答应了我的要求，却又说，其实他也不太了解关露的情况。那天，梅益同志借题发挥，愤愤然地当着我这个晚辈的面，指摘文化部的一位领导同志，说您有权，却不给关露安排一间好一点的房子，她的那间小屋子里连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都没有！过了两天，我收到了梅益同志写好的《悼念关露同志》。《文艺报》终于有一篇悼念关露的文章了，我多么高兴啊！我非常感谢梅益同志给我们的刊物帮了大忙，也帮我们了却了一个心愿。

　　可是，难题又来了，要发稿了，竟然找不到一张关露的照片。我只好从礼士胡同《文艺报》的办公室，骑车来到沙滩北街2号的中国作家协会，从作协的会员档案中找到关露的会员登记表，把登记表上那张小小的、发黄变色的头像照片，请同事翻拍下来，连同梅益同志的悼念文章，一起发在了《文艺报》1983年的第1期上。

　　这么多年过去了，梅益同志写下的这些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

　　……她热爱文学，尤其喜欢诗，但当党组织决定她放下笔，担负她内心并不愿意的艰巨任务时，她仍然服从了决定。有六年时间，她一直参加紧张而又时刻冒着生命危险的地下活动，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接着，她又曾长期失去自由。在她的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也是一个作家的黄金时代，她就是这样度过了。她没有我们目下作家们那么幸运，有党和社会提供的那样优惠的创作条件。

　　关露同志去世了，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一个作家，我们尊敬她，怀念她。她对党忠诚，为祖国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而鞠躬尽瘁，问心无愧。而我们——我们曾经怀疑过她，在她需要援助的时候没有及时帮助她，在比她优越得多的条件下没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有愧的是我们。

　　2013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