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出错不能“一歉了之”(堂吉伟德)

　　郑州市一位老师发现人教版新版初一语文书上有错误，并指出30多处，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告到了法院。近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在其网站人教网发出《关于人教版语文教材的致歉信》，表示人教版七年级上册语文教材的确存在6处错误。

　　得益于老师的执着，以及诉诸法律的效应，辅以媒体报道而成为公共事件，人民教育出版终于对存在错误进行道歉，“告状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不过，原告对出版社的表态行为并不满意，同样，对于公众来说，“人教社”在官网上承认错误并公开致歉也很难获得认可。现在最大问题在于，教材出错了，仅是一纸道歉就可以画上句号吗？若是诉讼和维权的目的仅是如此，那么类似的现象则难以避免，大不了下一次再道歉一次。

　　抛开教材的特殊性而言，仅就将其作为普遍的商品，一个存在多处错误的教材，显然属于“质量瑕疵”，应当给予召回。如同汽车存在某种缺陷一样，厂家必须进行统一的召回进行维修，以消除隐患维护安全。而教材作为规范性的出版物，其影响非一般出版物可比，有着严格的质量标准，其出现错误就可能形成误导，由此带来的后果，也应由其承担。比如若是因为教材的错误，使得学生在考试过程中跟着犯错，那这样的后果由谁担负？

　　产品召回的原因是所售出的产品被发现存在缺陷。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全面实行产品强制召回制度，但也应由相关出版社实行自行召回，并支付由此产生的成本。在出版社未能履行其职责的情况下，教育主管部门和质量监督部门应当及时介入，避免使教材出错成为民间维权之伤。更何况，教材的错误之处，跟教育主管部门和质量监督部门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性。

　　近年来，教材“出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仅是语文教材，数学、物理、化学等教材等屡屡被人挑出错误，一些出版社几乎成了犯错的“老油条”。究其原因，除了教材出版急功近利，以及教材出版管理行政色彩过浓之外，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缺乏相应的追溯机制，使教材使用者的权益未能获得保障。大多数情况下，教材出错要么是不了了之，要么是在舆论的关注下象征性地道歉了事，很少涉及产品召回等具体补救措施，更没有建立赔偿和建立黑名单等惩罚性机制，“出错”风险过低以至于归于零，自然就会粗制滥造无所顾忌。

　　原来对教材错误应当是“零容忍”，何以面对的却是“零风险”的追溯机制，如此反差势必导致维权路径孱弱。事实上，教材出错暴露的是系统性风险和体系性症结，教材出错不应完全将板子打在出版社的身上，教材从编撰、审订、出版、发行和采购，这一系列的程序之中，如何实现把关，如何实现责任连带，以及如何打破行政化色彩过浓的体系循环，才是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当前最重要的破解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