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未然诗存》存忆(石湾)

　　近几年我每到稻谷登场时节都要回江南故乡，因此，上月我虽接到了通知，但未及赶回北京出席10月2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张光年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待日前回到北京，就收到一册厚重的《回忆张光年》(中国作家协会编，作家出版社出版)。说来也巧，我翻开这本大书时，所见是256、257对开页上光年的5帧照片，而左上角的那幅“1937年5月张光年在上海参加练唱《五月的鲜花》”，立即勾起了我美好的回忆，想到1998年在他家首次见到这幅珍贵照片时的喜悦情景。

　　此事要从作家出版社这年初讨论新的图书选题说起。第三编辑室主任杨德华激动地讲到，他在《百年潮》杂志上读到了光年的日记《批判苦恋的前前后后》。他对我说，光年新时期的日记是一部很有历史价值的著作，我们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家文学出版社，若能出版光年的这部新著，是责无旁贷的事情。我不仅完全赞同他的意见，而且受他的情绪感染，也很为光年这篇文章的发表而倍感振奋。

　　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元旦假期里，光年夫人黄叶绿曾打电话托我买一套《作家文摘》的合订本。黄叶绿是我的老上级，原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党委委员。我们曾一起到吉林农村搞过“四清”，“文革”中又一同被下放到团泊洼“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从干校回京，重新分配工作，她去了音协，我则于1980年辗转到了作协，成了光年麾下的一名小卒。光年是作协的一把手，他在位时，我只是多次听过他的报告、讲话，并无直接接触。黄叶绿打来电话时，我刚调离《作家文摘》不久，就将手头富余的一套《作家文摘》的合订本寄赠给了她。我想，正好趁打电话询问黄叶绿是否收到合订本之机，恳求光年把他新时期的日记交给我们作家出版社出版。然而，没想到我们晚了一步。黄叶绿告诉我：“光年的40万字的《回春纪事(文学活动日记)》，前些天由海天出版社的总编辑亲自来取走了。”我顿时觉得，作家出版社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一件说不过去的憾事。于是便问：“那么，光年手头还有别的书稿吗？”黄叶绿又如实相告：“光年正在编他的一部诗集，快完成了。不过，也已经答应了南方的一家出版社。”

　　我颇感沮丧。1988年，作家出版社曾为光年出过诗集《惜春时》，其编校质量实令我汗颜。光年曾在1992年的《上海日记》中写道：“从北京带来准备送人的诗集《惜春时》，是几年前作家出版社出的。字粒小，编排挤，一本薄薄的小诗集，竟有十来处错字！短诗、旧体诗而有那么多错字，实在令人痛苦。要求登勘误表，未能做到。大约两百本堆在家里，很少送人。”我向黄叶绿解释，出版社当年的条件就是那个样子，奈何不得。再说，那时我在小说编辑室当主任，不管诗集的编辑出版。如果现在光年能把诗集交给作家出版社，我作为分管副总编，就能尽全力来确保编校和印制的高质量。黄叶绿很理解我这种试图“将功补过”的心情，宽慰我说：“我知道，你办事是很认真的。等光年下部书稿完成后，我就动员他交给你们吧！”

　　颇感意外的是，两天之后，黄叶绿突然打来电话，说：“你明天下午3点以后有空吗？光年请你来一趟。”见面之后，我才知道，此事之所以急转直下，并令我喜出望外，是因为头天王蒙和邵燕祥来看望光年时帮了大忙。他俩告诉光年，作家出版社已今非昔比，大可放心。黄叶绿对我说：“光年被王蒙和燕祥说动了心。他也了解，你是写诗出身，又当了这么多年编辑。再说，书在北京出，联系起来也方便些。”

　　那天光年神采焕发，很是健谈。在聊了有关《黄河大合唱》诞生经过和他诗歌创作道路上的许多故事之后，他告诉我，正在整理的诗集定名为《光未然诗存》，收入他从30年代以来的绝大部分作品。他先就如何分卷征询我的意见：是以代表性的作品作卷名，还是以年代作卷名？最后商定，不妨两者兼顾，即分为：黄河卷(三十年代)、屈原卷(四十年代)、英雄树卷(五十、六十年代)、惜春时卷(七十年代)、大鹏歌卷(八十年代前期)、红树林卷(八十年代后期)、星海园卷(九十年代)。每卷收入哪些篇目，他都边谈边将稿子一篇篇递给我看。把所有篇目理了一遍之后，他说，卷首还要加一份《说明书》，把其中重要篇什的创作背景向读者作些交代，免得总有人来采访、打听，以至闹出诸如《黄河大合唱》先有曲谱后填写歌词的笑话。在说到《说明书》时，黄叶绿一旁提议，不如就叫《序》呢！他笑眯眯地反驳道：“编书嘛，总得有点新花样，人人都叫《序》，而我却叫《说明书》，不是俏皮些吗？”听到他这般风趣的话语，我和黄叶绿都为他的别出心裁而会心地笑了。这说明，已是84岁高龄的大诗人创作心态依然十分年轻。

　　光年很看重他的《说明书》，说：“我这些天就在写这篇稿子。来，我先念给你听听！”话音未落，他就站了起来。原先，他是坐在面东的单人沙发上面，而顷刻之间，他竟与我并肩坐到朝南的长沙发上来了。他摊开《说明书》的手稿，从头为我朗读。作为一个文坛的无名小辈，让他这般德高望重的大作家、老领导给我朗读他的新作，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充满魅力的朗诵了，怎舍得失去如此难得的艺术享受呢？因此，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得洗耳恭听：

　　“……我自觉青年时代的诗歌写的带劲儿些，中老年时的作品也还没有丧失朝气。全国解放后，我在武汉、延安、重庆、昆明、北京等地的诗歌朗诵会上赢得广大青年听众的赞许，增强了写作的信心和勇气。时间在前进。人们精神生活需要日益丰富和发展，诗歌创作的风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有些变化是我难于接受或一时难于理解的。但我相信：我国当代青年的大多数宁愿接受明朗的、鲜健的、富于朝气的作品。因此我敢于献出这本《诗存》，希望借助于出版家和发行家的热心支持，使它能够送到青年读者手中，跻身于当代艺术竞赛的行列。如果某某几篇作品，被青年读者接受并肯定它们的存在，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他朗声念到这里，停了下来，充满自信地对我说：“这本《诗存》是编给21世纪的青年看的，我要和青年们一起，参加新世纪的诗歌竞赛！”

　　我的情绪早已被他点燃。我觉得，他写的并不是一般的说明文字，而是一篇诗的宣言。我由衷地告诉他，我年轻的时候，就十分喜爱他的诗，也登台朗诵过他的诗。他的诗影响了几代青年。我还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两个月前，我和几位作家结伴去越南旅行，在车过一座江桥时，蒋子龙指着窗外说，这就是光未然写诗赞美过的边海河：“锦绣越南女儿腰，它是越南腰上一根绿飘带”……蒋子龙与我同龄，光年的这首《边海河畔》当年在《诗刊》发表时，我俩才20岁。子龙兄至今还能背出其中的佳句，足见光年的诗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之深。光年谦虚地说，五六十年代，他担负着繁重的行政职务，诗写得太少了。1962年访越时写的这组诗，确实是他较为满意的作品。他讲，这篇即兴之作一写完，越南诗人就把它译成越文，不仅通过电台在河内各处街头播放，而且还在边海河畔用高音喇叭向越南南方播放……那令人激动的场面，至今不忘，恍若眼前。

　　从1936年创作《五月的鲜花》开始，光年的诗就和时代风云、人民命运息息相通。这就决定了他的诗所特有的明朗、鲜健、富有朝气的风格。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时代的怒火之花”。我曾有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欢呼粉碎“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万人大会上，听他朗诵过复出时“亮相”的名篇：《十月大游行抒怀》。一晃，20多年过去，他已入耄耋之年，朗读起他的《说明书》来，还抑扬顿挫、节奏分明，激情充沛、风采依旧！由此，我顿生一念：假如在每卷卷首，都能印有一张他相应年代的照片该有多好呀！在我向他提出了这一建议时，他兴奋接受之余，转身问夫人黄叶绿：“不知我三四十年代的老照片还能找得到吗？”黄叶绿答：“你过去出的书，正文中从未配用过照片。你战争年代的照片保存下来的很少，一时也想不起藏在哪儿了。尽力找找试试吧！”

　　那天在光年家，他兴致极好，不知不觉竟和我畅谈了足足3个小时。尽管不见他脸上有一丝倦容，但他毕竟年事已高，不能让他受累太久，便起身告辞。临告辞前，他和我约定：在他2月中旬赴广州出席纪念抗敌演剧队成立60周年晚会前夕，再来此取编就书稿。2月14日下午，我如约而至。一见面，黄叶绿就告诉我，光年整个春节都在赶这部书稿，一天也没休息。而她则翻箱倒柜，终于大海捞针，找到了一张很小的光年30年代的老照片。她在把这张珍贵的照片拿给我看时，光年笑容满面地解说：“这照片是1937年5月在上海远郊大场山海工学团的操场上参加练唱《五月的鲜花》时拍摄的。上千工人、店员、学生冒着犯法的风险参加群众歌咏大会，冼星海、张曙轮流登上方桌，十分严肃热情地指挥大家练唱《五月的鲜花》，群情激奋，斗志昂扬，那场面壮观极了！我就是那天结识星海的。他那天汗流浃背反复不倦地指挥教唱这首歌，我深受感动，至今难忘啊！”

　　为编撰好这部《光未然诗存》，光年呕心沥血，确实花了许多功夫。交到我手里的书稿，沉甸甸一大纸袋。他的案头工作做得相当细致：大口袋里是10只小口袋，依次在袋上标明《目录》、《说明书》、7卷卷名和《附录》2件。除最后一组《杭州小诗》系秘书代为誊录而外，所有未发表过的文字，都是他的亲笔，工工整整，一丝不苟。他说：“我是当过编辑的，就怕出错。”尽管他已把全部稿子梳理得有条不紊，一清二楚，但他还是有些放心不下，郑重其事地递给了我一份《备忘录》。《备忘录》的第三项是：“请先翻阅一下全稿。如有更动意见，请在17日飞广州前告诉我们。”8张照片是另装一个纸袋，由黄叶绿亲手一一当面清点后交给我的，她嘱咐：“出书后，可一定要还给我们啊！”为让她和光年放心，我特意郑重地留下了一张收条。

　　于是，取回书稿的当晚，加上2月15日全天，我就将全稿翻阅了一遍。15日晚，我遵光年《备忘录》所嘱，与他通了电话，谈了通读《光未然诗存》的初步感受。并说，没想到在最后两卷中，首次入集的新作达40篇之多。我问他：“是否可以考虑在《诗存》出版之前，先将这些新作在报刊上发表一下呢？那样的话，文学界的朋友们都会很高兴的。”他追问了一句：“是吗？”我回答：“是的。就像您在《说明书》中写道的那样，‘爱我的关心我的朋友们，可以从我不老的诗情中引得一笑’。”听到此，他便爽快地表示：“那就委托你全权处理吧！”就这样，我随即与《人民文学》、《文汇报》等报刊联系，将他的《握手》等新作在《光未然诗存》出版前公开发表。

　　1998年7月，《光未然诗存》顺利出版后反响甚好。10月7日，我和责任编辑杨德华一起，陪北京电视台《华夏书苑》节目主持人黄殿琴到光年家采录《光未然诗存》的专题片，我顺便把8幅珍贵照片交还给黄叶绿。她说：“《光未然诗存》是光年出得最快、也是最满意的一本书，我们认真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一个错字。”光年则很高兴地把签名本一一赠送给了我们。在纪念光年百年诞辰之际，当我从《回忆张光年》一书上，又看到用在《光未然诗存》黄河卷(三十年代)卷首页上的那张雄姿英发的照片时，耳际便回荡起了由冼星海为之谱曲的《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呵，正如周巍峙在《回忆张光年》的代序《黄河不朽 光年不朽》中说：“光年的骨灰融入了奔腾不息的黄河之中，黄河的诗句永存于人民心中。”为光年编辑出版《光未然诗存》的记忆，也将永存于我的心中！

　　▲从左至右：《光未然诗存》、《光未然诗存》签名本扉页、《回忆张光年》

　　1937年5月张光年在上海参加练唱《五月的鲜花》

　　张光年(左)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