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禾、魏斐德夫妇 年初起，巴黎大街小巷的书店橱窗就开始陈列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的著作，其中不少店家用了整整一橱窗来展示他的毕生贡献，世界各地也纷纷举行各种纪念他的活动。加缪的独特文学地位，不仅因他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也因他文字平实而强大的穿透力，及他非同于一般作家的对人类文明建设的关怀。在时速令人眩晕，日子越过越不安宁的今天，人们则再次珍惜地、静静地捧起加缪的书，重读他的文字，再次感受他生命的热忱与勇气。
概述起来，这位不幸仅活到47岁的杰出作家对世界的贡献包括：在艰难的历史进程中，他用文字体现并维护了艺术家的尊严和真诚，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控诉了历史的败退、时代的荒诞与虚无，并用自己艺术所体现出的热忱与大爱奋力与大众一起抗争死亡与坠落。他说：
——在20多年的历史衰败中，我与所有同辈人一样，在时代的痉挛中，无可救药地迷失，然而我被那内在的情感支撑着：写作在今天是一种荣誉，因为这个行动要求人，要求人不仅仅写作。它特别要求我，按照真实的自己并根据我本身的力量，与所有经历这同一历史的人一起，来承受我们共同面临的不幸和希望。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读加缪的诺贝尔领奖演说，仿佛是在听他陈述当下，陈述在今天一个真正艺术家的责任与义务。这篇演说的感召力，穿越时空，持续激励着热爱真理与生命的人们。
我在加缪百周年诞辰之际，细心翻译了他的这篇演说，在此节选部分与读者分享——它不言自明，比任何评论家更能体现他的真实：
我内心经历过这悲哀和焦虑。为找到平静，总的说来，我必须把自己与一个无限硕大的命运结合起来。而且，因我不是那种沉溺于自己个人成就中的人，我得寻找帮助，而我所找到的无非是在各种最艰难境遇里，在我一生中，一直支撑我的那个信念：从事我的艺术和我作家的角色。谨请允许我，怀着诚悦和友谊的感情，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对您们阐述，何为那个信念。
没有我的艺术，我自己无法活。但我从来没有视我的艺术高于一切。相反，我需要它，是因为它不分离人，还允许我按真实的自己，与众人同等地生活。艺术在我眼里不是一种独自享乐的东西。它是通过展现共同苦难和喜悦的优选形象来触动更多人的一种手段。它要求艺术家不孤立于众人；它把艺术家置于最谦卑和最普世的真实之中。而那些，选择了艺术家命运的人，往往，因为他自觉与众不同，但很快发现，只有认同自己与众人的相似之处，才能修养他的艺术和他的特性。艺术家在无法跨越的美的路途当中，在一个他无法与其分割的群体中间，在自己与他人之间无止境的迂回中铸造成型。这就是真正的艺术家为何不藐视任何东西，他们有义务去理解而非下结论。而且，若他们欲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群体，那这只能是，用尼采的伟言说，一个不再被法官，而是由劳动或知识型的创造者来统治的团体。
——同样，作家的角色，无法与艰难的使命相分离。作家定义本身，决定了在今天作家不能为创造历史的人服务：作家必须为忍受历史的人服务。
在陈述了写作职业的崇高之后，我得将作家放回他应有的位置上。除了与同伴们共同斗争外，他没别的招数，脆弱而顽固，自己不正却执意追求正义，在众人面前没有耻辱也不带骄傲地建造自己的作品，老被痛苦和华美分裂，而最终则发誓要从自己的双重本性中提炼那些创作，执意在历史摧毁性的走向中尝试建设。有谁，在这之后，能期望从他那儿得到现成的答案和美好的道德？……因此什么作家，能心怀良知，而敢对德性说教？至于我自己，我必须再次指出这些我都谈不上。我无法放弃阳光，心身的快乐，及伴我长大的那份自由生活。而这份眷恋很能解释我的错误和缺点，它无疑有助于理解我的职业，有助于我，无条件地，站在所有那些沉默的人们一边，他们无法忍受在这个世界上让他们只有回忆或短暂重现的自由幸福的生活。
还原了真实的我，我的局限，我的歉疚，还有我那艰难的信仰，我感觉能更自由地表达您们授予我荣誉的宽宏和慷慨了，作为结尾，也让我更自由地对您们说：我愿将它作为对所有参加这个共同战斗的人们的奖励来接受，这些人没有受到过任何特权，相反，他们只知道什么叫不幸和迫害。于是我欲向您们表达内心深处的感激，并以个人见证和感恩，公开对您们许下，那个不变而古老的忠诚允诺：每个真正的艺术家，每一天，在沉默中，自我锻造。
(作者系旅美作家、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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