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批评的症候分析(颜敏)

　　但凡亲历过20世纪80年代文学黄金时期的人，都能切身体验到，如今纸质文学在现代视听文化的强势挤压下，越来越边缘化与圈子化。尽管从文学创作方面讲，纸质文学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悲观，每年出版的文学作品相当可观，仅长篇小说就有几千部问世，散文作品则如同水银泻地般地渗透到各种媒体，难以计数。但是，这种可观的创作数量并不能作为文学繁荣的标识，因为它很大程度上是当代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产物，而不是社会精神文化需求的结果。文学阅读日益成为一种小众社会奢侈的精神爱好，这也正是部分有识之士呼吁应以立法的方式促进全民阅读的深在缘由。

　　当然，在当代文学地形图上，最为落寂的当属文学批评。如果说关于纸质文学的边缘化还得认真辨析的话，那么文学批评的萎缩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毫不夸张地说，文学批评业已成为一种圈子化的精神游戏。具体的表现主要在于，职业批评缺乏思想激情与社会责任感，不愿直面思考复杂的现实，更不用说触碰社会的敏感神经了；越来越注重专业的规范性和技术的操作性，充满学究气息，让大众社会望而生畏。媒体批评则滞沾于作品的文本层面，热衷于迎合作家而忽视普通的社会读者，因而除了表达一些个体性的阅读感受外，主要是传播作品的出版信息，实质上是专业性的“文学广告”。

　　我们固然可以说，文学批评的萎缩是整个文学边缘化的一种标识，但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文学创作为了贴近社会与吸引读者，还在不断地自我调整和创新尝试，可是文学批评面对自身边缘化的现状却似乎无动于衷。无论是学术刊物的职业批评，还是文艺报刊的媒体批评，看不出自觉反思与自我调整的迹象。批评家普遍以调整自身的方式来适应不正常的文学环境，无奈地屈从既定的文化现实。这种犬儒式的精神形态显然令社会失望，因此与那些身处社会文化聚光灯下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相比，文学批评家似乎被社会遗忘，成为退出社会公共空间的自言自语的精神游戏者。

　　于是，文学领域出现了一个较为荒谬的现象：一方面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与文学作品的不断涌现，文学批评场域与其它学科一样，在自我封闭的圈子里颇为热闹。这个文学场域并不缺乏拥有话语权的批评群体，也不缺乏拥有耀眼学术头衔的名流批评家，更不缺乏文学批评文章——这只要从高校文学专业教师和在读研究生的庞大数量，与高校普遍实施的量化式的管理制度就可以理解了。另一方面，文学批评的影响却又仅仅限于文学场域。大量的文学批评既脱离社会现实缺乏思想力度，也没有文学激情缺乏审美趣味，即使在精英文学的圈子内，大多数文章也很难激发人们的阅读欲望，更不要说为社会提供有益的思想启示和精神力量，产生较大的文化影响了。谁都知道，这种不能满足现实社会文化期望而只是在有限圈子里自娱自乐的文学批评，即使再热闹，也无法掩盖其颓败的实质，因为它丧失了文学批评应有的社会文化功能。

　　虽然我们知道，造成这种文学批评病症的原因相当复杂也颇为微妙，而且有的现实文化因素犹如铜墙铁壁一般难以撼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无所作为或者无能为力。我想，只要置身文学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能够保持清醒意识并且坚守自己的专业底线，文学批评的颓势就不可能像一个步入轨道的星球，只能凭据惯性沿着既定的轨迹自转。为此，我们应在文学理想的光照下，客观地诊断当代文学批评的症结，探讨在现实文化语境下以怎样的方式并在多大的程度上践行自己的文学理想。

　　首先，从文学批评与社会现实的文化关系讲，文学批评无力参与现实社会的思考和精神文化的建构。近些年来，一线实力作家的文学创作，如阎连科、刘震云、贾平凹、莫言、余华、格非、毕飞宇、何顿等人的作品，对于变化着的当代中国社会及其问题，从历史世界到现实世界、由文化现象至精神问题，都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想象、思考和描述。尽管文学批评对上述的创作进行了相应的回应和思考，但却没有引发应有的社会关注。

　　对此，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社会，依然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艰难历史时期，这是一个极为复杂和暧昧的后启蒙时代。一方面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社会因素混杂一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方面的现代文明进程参差不齐，犬牙交错，因而任何运用某一种既定的话语进行阐释的企图，都注定是徒劳的。当下突出的现实问题主要在于，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格局正在悄然变化，因为社会差异而引发的各种不公正的现象浮出水面，传统的主流话语显然难以有效地诠释这个社会的改革实践。尽管传统的革命话语与现实的改革实践之间的显豁矛盾，将会导致怎样的社会后果，我们现在还无法预测，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同一性业已瓦解。虽然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分野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是思想倾向的差异还是较为明显的。缺乏共识的文学知识分子，难以产生召唤社会的思想文化影响。

　　另一方面，以社会平等为内核的革命话语，作为一种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和集体无意识，不但为历史也为潜藏在大众社会的混沌的“均平等”冲动，提供了现实批判的合理性。这只要看网络上经常出现的对社会改革结果不满的发泄性文字，及其热烈的读者反应，就不难理解了。而且，大众社会依然以启蒙文化语境下的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知识分子想象，来要求文学批评。也许正是这个缘故，当下的文学批评难以满足大众社会的审美期待。

　　尽管后启蒙时代的社会现实复杂而暧昧，文学知识分子对此既无经验也无把握，但这都不是文学批评家逃避现实的理由。因为读者面对脱离社会现实的文学批评，不屑一顾地掉头而去。也许，批评家的宿命就在于直面现实人生，不惮于触及这个时代的敏感神经。我们应在尊重文学创作的基础上，思考繁华现实下被压抑的苦难人生境遇，揭示历史性的创伤性记忆。虽然文学知识分子无法建构同一性的精神世界，但是可以在普世的人文精神和理性的专业知识基础上，形成思想和知识的底线，既要反思悬浮在社会现实之上的传统主流话语，也要抵御非理性的社会情绪，目的在于真实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知识分子对于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外在印象、内在感受和理性思索，彰显世道人心，从而切实地担负起文学批评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其次，从文学批评与学术体制的关系讲，文学批评缺乏自我超越的精神。如今的文学知识分子大多聚集在高校，因此如何处理自己教师的专业角色期待与批评家的社会角色期待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各级教育部门作为管理主体，制订出体现国家意志的评价标准，而置身高校的批评家只有通过教育管理体制的专业评估，才能获得社会承认的专业身份。毋庸讳言的是，我国社会仍然是一个重身份而轻契约的社会，因此高校批评家若要把社会角色期待置于专业角色期待之上，必须得有一定的自我超越精神，甚至还要付出一些世俗利益的代价。这并不是所有的批评家，特别是“聪明的”批评家都愿意选择的。

　　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普遍采用量化型的评估方式，即借用现代工厂流水线的生产计算方式，衡量人文学科学术活动的价值。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原本是紧密联系和相互依托的，说到底，学术研究不过是文学批评的深化和规范化。可是，现行的评价方式不仅人为地割裂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而且在文类价值取向上，将学术文章置于批评文章之上。比如有的高校只是认可报刊上的理论文章；有的高校则更加干脆，只是认定杂志上的学术文章。这种评价方式无意之中助长了一种重学术研究而轻文学批评的倾向，尤其令人堪忧的是，许多年轻学者不得不围绕着现行的学术体制轴心习惯地运转。从这种意义上讲，当下盛行的高校管理体制抑制了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这里需要辨析的一个问题是，有人笼统地把教育管理体制的弊病归咎于学院派批评，这显然是一种偏见。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学院派批评，确实具有回避现实的倾向。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迫使文学知识分子从社会的“十字街头”退往“象牙之塔”，将关注的焦点从社会现实转向学术研究，开始冷静地反思专业的学科性与知识的规范性。然而，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讲，当时的学术转向不仅有其历史合理性，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从此，文学知识分子在传统学术与外来学术的话语习得基础上，建构起相对独立的学术话语及批评形态，当代文学的批评话语摆脱了长期以来依附于主流话语的附庸状态。这不仅为文学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的专业栖息地，也奠定了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专业价值基础。因此，我们不能把当下文学批评应该担负的文化责任，轻易地推诿到历史身上。

　　对于现存的教育管理体制，我们一时难以扭转；我们的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可能是一个重身份而轻契约的社会，这也是我们难以左右的坚硬现实。因此，文学批评家能够把握的只能是自身。批评家应该凭据自足的学术良知、学理规范和专业标准，摆脱现行学术体制的心役，通向更为真实和广阔的现实世界。汉娜·阿伦特说得好，即使身为一座机器中的零件，也要设置自我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自我思考和个人判断，这样才能抵御特殊情境中的平庸的恶。我们的先人即古代知识分子提倡的入世精神，不也蕴含着“出淤泥而不染”的人生智慧吗？

　　最后，从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讲，文学批评依附于文学创作，并且深受世俗社会庸俗气息的污染。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原本是文学活动的双轨，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独立。随着现代社会文学教育的普及，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及其文化功能更加显著，它不仅是文学生产、传播和阅读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且是传播思想文化和人类文明，促使社会相互理解和心灵深入交流的重要方式。然而，迄今为止，不少的作家还是认为批评是创作的附庸。他们的文学活动以自我为中心，只是希望批评家理解和遵从他们的创作，并且仅仅为扩大他们作品的社会文化影响而进行批评，因而将批评家关于作家作品的对话与思考，特别是对于作家作品局限的批评，视为批评家居高临下地指手画脚。许多批评家出于自善意，满足作家的心理和愿望，于是出现大量应景式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有人把传播学的广告理论应用到文学领域，组织批量式的应景批评。将评论的数量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重要标识，这也成为我们这个庸俗时代的特有文学景观。

　　所谓的“酷评”，就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出现的专用名词。据我所知，“酷评”出自20世纪20年代。郭沫若曾将茅盾对于《创造季刊》的评论讥为“酷评”，实际上是指责茅盾的批评不是出于公心，而是隐含个人恩怨与门户之见。可是，现在的文坛却将一些出自公心的严肃的文学批评也称为“酷评”。其实，批评家即使是赞许作家作品，也不妨碍他从专业知识和个人见解出发，对作家作品的局限进行分析和批评。而且，有时从文本中发掘出潜在的思想线索或者问题症候，反而可以拓展文本的意义空间，揭示作品可能的思想深度。我们应该意识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文学批评，降低了文学批评的社会信誉度，表明文学批评这个严肃的学术场域，深受这个时代庸俗病菌的侵蚀。

　　与此相关的则是批评话语的平庸化。一方面赞扬式的批评文章缺乏真情实感，只能用那些过于理论化和学术化的文字进行替代补偿，因而难以卒读；言不由衷的语言，也无法真正地打动读者的心扉。另一方面，赞扬式的批评文章缺乏自由心态，因为它忌讳与作家作品进行思想交锋，不愿探索和思考作家作品的问题及症结，因而无法深入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难以传达作品原本生动的想象世界。当然，文学批评因为平庸而缺乏读者的表现与原因，远远不只是这些，此处只是附带提及而已。

　　总之，本文主要是从文学批评脱离社会现实、批评主体深受文学体制束缚、批评文体遭受世俗社会庸俗病菌的侵蚀等三个方面，对文学批评的病相及其症结展开思索和论述。当然，文学批评的问题及其原因，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因为文学批评的衰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疼痛，它与我国悠久的文学历史、我们社会对于文学教育的重视和普及是极不相称的。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文学批评的兴衰荣辱与文学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密切相关，我们应该切记米兰·昆德拉的告诫，“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