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梁文道对谈——作家作为一种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分子？虽然大家常常提及，却不一定真正了解这个词的内涵，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其承担的责任更不为大众所知。11月21日，中国台湾作家唐诺与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主持人梁文道，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就何为知识分子、作家作为一种知识分子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不同给出独特的理解。

　　在梁文道看来，在知识分子、作家的身上，现实构成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都活在世界上的生存状态成为现实的话，事实上没有人可能远离现实，于是我们只能说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的世界已经在这个世界之内构成了一个茧一样的状态，把他包裹起来，使得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其他人，尤其是大多数人所想、所感的是什么。现实是一种对于世界的把握和判断，而我们认为对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判断和把握是现实的，偏偏那些知识分子没有采取这样的一种判断，而这种判断是我们这个世界能够接受的一种判断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们是远离现实的。”同时，梁文道也对此提出了质疑：“大家在抨击知识分子，说他们不顾现实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可能：所谓现实，是对处境世界的一种掌握，会不会有别的认知、掌握方法？知识分子被抨击，是因为他们看到不一样的现实，这种现实是不被大部分人接受的世界观呢？”

　　他回溯了德雷福斯事件，谈到左拉写《我控诉》以及在事件中的表现，认为左拉的表现是奠定现代知识分子地位的重要事件。“我认为知识分子是敢于说不，敢于在这样的情况下站出来反对的人。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就应该像左拉这样，不仅是写作，在写作之外，在现实问题上要发声，要参与，不能回避。”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作家对于现实的反映有一些疑问：“为什么看不到一些作家反映时代，现实对他们来讲意味着什么？作家离现实多远？或者多近？他们对待现实，仅凭作品表现够吗？除去作品，应该做什么？做了什么之后，我们才能说他们接近现实呢，是个好知识分子？”

　　在唐诺看来，他更愿意称自己为“知识的转述者”。他认为写作中常常需要重复很多自己说过的话和观点，久而久之，现实会需要自己放弃对于深奥事物的了解和追寻。他说：“因为在某一个历史里头，那个知识的智性世界的层级系统是非常稳定的，我们甚至可以区分成，用文字的人和不用文字的人。大家知道在文学里头，散文化的运动，用文字重新去描述一个过去我们不描述的，也就是文字所忽略的，没有办法真正去理解和探索它意义的世界，巴赫金称为‘第二世界’，其实它就是民间世界。这是一个森严的层级系统，这个层级系统同时也是知识系统。你掌握知识，使用文字，你就在高一阶的位置。”

　　在他眼中，曾经作为知识分子甚至不用表明身份，尤其在知识的传递和启蒙上，不必用另外的行为来说明自己是知识分子。“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诗人，即使写最简单的个人创作仍然也不会被怀疑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存在，因为在那个时候，美的东西的欣赏、理解和呈现已经是公共部分。”

　　不过，现在的状况在变化，他说：“在新的现实里头，我们感觉力量越来越微弱，越来越会相信世界不随一两个人意志而转。经过欧陆重要的战争，一连串的动乱事件，两次世界大战，30年代，60年代一路过来，每一次都冲击着这些知识分子，改变他跟世界的关系，这些事件中一再证明，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什么。在这个阶段里，是发生在知识分子里头一种很深的质询。”

　　他认为知识分子变化的根源，在于“知识分子过去是在这个层级系统里头，有一个相对的东西，如哈贝马斯所说：‘现代的国家、现代的世界永远没有办法解除的冲突。’”这个过程让他对于现实重新的体认，开始对于现实的相对的承认和屈服，放弃想象中不可实现的世界，进一步落回到现实中来，变得世故。

　　谈到当下的状况，唐诺表示担忧，面对“不认真的大游戏时代”，“我们会发现，文字不再可能存在，深奥理解不再存在，回归到最简单的语言，这是根本性的一个瓦解”。这种情况也让作为作家的他无法表达，他说：“因为他们甚至是不读书的，他们并不认真对待这件事，你如何认真对待所有不认真的人。你怎么认真讲话去给那些不认真听话的人听，这是一个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