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了线”的《风筝》(陈漱渝)

　　早春二月，绍兴的晴空升起了一只只风筝：有的状如螃蟹，淡墨色；有的状如蜈蚣，嫩蓝色。还有一种简陋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放得很低，相形见绌。天上的风筝与地上的杨柳芽、山桃花交相辉映，把一幅南国春色图呈现在人间。在这群玩风筝的孩子中，就有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据考证，周建人对放风筝产生兴趣萌发于1901年初春，当时他十三岁。这件事得到了刚出狱的祖父周介孚的鼓励，因为周建人体弱多病，消瘦不堪，边放风筝边跑，对身体大有好处。1925年1月24日，鲁迅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篇《风筝》，最初发表在《语丝》周刊第12期，后收入散文诗集《野草》。

　　作品中有一个情节：作为兄长的“我”嫌恶放风筝，认为“这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意”。有一天，“我”发现“小兄弟”躲在后园堆积杂物的小屋自制蝴蝶风筝，一怒之下，就把风筝的翅骨折断，风轮踏扁。十四年后，“我”读到一本关于儿童教育的书，认识到“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年届中年的“我”诚恳地向“早已有了胡子”的“小兄弟”道歉，乞求他的宽恕，然而“小兄弟”却什么也记不得了，于是“我”的心只得依然沉重着。

　　不过，《风筝》中的“我”不能跟生活中的鲁迅画上等号。据周建人回忆，他的童年时期并没有发生鲁迅折断他风筝翅膀的事情。他13岁那年春天，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求学，正在抒发由于“兄弟竟居异地”的思乡之情(如撰写《别诸弟三首并跋》)，而没有发生兄弟之间的直接冲突。因此，《风筝》一文就不能单纯视为鲁迅的“自叙传”，而是表达了中年鲁迅关于儿童教育的重要思想。

　　就是这样一篇好文章，居然被“人教版”七年级语文教材更换掉了。主要理由，是鲁迅这篇作品“很难读懂，文字较晦涩”。某语文特级教师表示，删掉《风筝》，“可以降低阅读难度”。(参阅2013年9月5日是《解放日报》“文化版”和同日《文汇报》教科卫新闻)。不过，据新浪网调查，有71.5%的调查对象反对“鲁迅退出语文教材”。

　　据我所知，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风筝》就被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这四大出版社六次选入语文教材，被其他出版社五次选入教材。比如，傅东华、陈望道编选的《基本教科书·国文》，就选收了《风筝》，1932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选收此文的目的，是想让学生学习回忆性记叙文的写法，掌握想象性素材的取舍标准。1937年宋文翰按当时的课程标准编选了一本《新编初中国文》，由中华书局印行，其中收入鲁迅的创作和译文共七篇，其中也包括《风筝》。编者还收入了孙福熙的《大家都放起风筝来呵》一文，要求学生与鲁迅的《风筝》对照阅读，以加深印象。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套教材中，《风筝》同样赫然在目，成为了保留教材之一。令人诧异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4年之际，这只《风筝》却“断了线”。

　　鲁迅作品的确有其时代性，有些篇什也的确晦涩难懂(如文言论文，《野草》中的某些篇什)，并非全部适合选入教材，也可以根据时代需求对所选篇目进行调整，唯独《风筝》适合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因为不但文字浅显可诵，而且文中关于释放儿童天性的主张，更切中当今应试教育的弊端。记得鲁迅有一篇杂文谈“选本”，说有些选者目光如炬，有的选者目光如豆，看来还真的是这样。不过，在《红楼梦》也位居“死活读不下的书”排行榜榜首的当下，鲁迅的《风筝》“断了线”也是一件并不罕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