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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精神内省与灵魂投射(刘军)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1月25日09:29 来源:中国作家网 刘 军

  写作《蒙面之城》与《天·藏》这两部涉藏题材长篇小说之前,宁肯就已写出了关于西藏生活的系列散文,约五六万字,即《说吧,西藏》这部集子中的第一部分。1998年,恰逢《大家》杂志推出“新散文专辑”,宁肯以个性化的言说方式,与于坚、庞培、钟鸣、张锐锋、王小妮等一道,进入第一代新散文书写者的阵营。在散文集的序言部分,他谈到自身与新散文的机缘,也阐发了新散文的理念,即散文书写的“在场性”。所谓在场当然不仅仅指的是肉体,而是灵魂和肉体的双重在场,肉体的在场保证了物理性要素的坚实,而灵魂在场,这个极易虚化的命题,实则指向主客体高度契合的状态,换句话说,散文的背后应站着一个大写的人,这就需要人文历史积淀、独立人格、思想启蒙、审美解放等因素的有效整合。

  许多年前,宁肯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抵达西藏这片神秘丰饶的大地,以支教教师的身份来到哲蚌寺脚下藏民聚集的村落里。山谷、雪山、圣洁、信仰、宗教气息、生存的真相、苦难与苦难中的信任,如卡夫卡所言:“你端坐不动,大千世界自动向你涌来”。这个时候的宁肯,被一条汹涌的河流卷入,在一个没有互联网、手提电话等工具,无限接近前现代的环境里,谛听和被洞穿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将视野再扩大一些,1984或1985年前后的中国,现代性诉求遍布社会生活诸领域,喷发和潮涌带动了个体向外在世界的敞开,灵魂和肉体的双重探险成为鲜明的时代符号。余纯顺的罗布泊之行,洛漂队的黄河探险,引发了一长串的惊叹号。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双重探险范例的则是诗人马丽华、小说家马原的藏北体验,他们在无人区驻扎下来,以物理上的绝地生存体验,逼近精神意义上的生命关怀。而关于宁肯两年的西藏旅居生活,我在此不想使用探险者的名号加以描述,因为西藏生活对于他来说,不是一种探险,而是一种寻找,更准确地说,是其成人礼完成的地方。就像堤契诺山谷之于黑塞一般,黑塞与宁肯有许多内在的相似的地方,他们皆以小说而名之于世,他们都有两个故乡,关于第二故乡,他们都有如诗如画的散文留存,尤为关键的是第二故乡的深刻体验塑造了别样的精神基因。黑塞曾经在《堤契诺之歌》中指出:“生命就在流浪与安定之间摇摆度过,能将异乡和家乡都留藏心中才是最高境界。”

  在我看来,离开西藏的时候宁肯带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西藏生活的全部,一个是真正的他自己,两者混融如最结实的种子。所以,尽管经历了十余年的沉默期,蓦然回首,在慌乱的世俗奔走中,街边一曲散发着高原清音的《阿姐鼓》击打耳膜之后,立刻将其从世俗生活中拖拽出来,推到书桌之前,审视曾经经历的西藏生活。于是他有了系列小说、散文的写作成果,《蒙面之城》还有新近的《天·藏》,并两度摘得老舍文学大奖,成为当下最具实力的小说家之一。毋庸置疑,对于宁肯来说,其写作的重心是在小说上,不过,其散文作品同样不可忽视。

  《说吧,西藏》包括四个部分:西藏生活,游记,鲁院记录,对话部分。其中西藏生活系列是其最早创作的一批散文,也是最能见出其审美个性与观察力度的系列文字,包括《藏歌》《天湖》《一条河的两岸》《喜马拉雅随笔》《沉默的彼岸》《大师的慈悲》《说吧,西藏》等篇什。这批反映西藏生活的文章与描写内地生活的篇章在精神气质上截然不同,他不仅描写了神圣,而且在作品中灌注了神圣的精神,如歌德在《歌德谈话录》在作品中里所指出的那样,杰出作品是神圣的丰产精神灌注的结果。雪山、喇嘛、西藏的色彩、大师的眼神等等,皆有某种潜在的神圣之光照射其上,它们是西藏精神的不同组件,“仅须一瞥,便可激起灵魂深渊的记忆”(高更语)。这是一处亘古如斯的“沉默的疆域”,宁肯一一和其遭遇,身体很轻,灵魂很重,所以,他没有选择惯常的发现的处理方式,而是选择了敞开,借助文字敞开西藏的沉默,也因此,宁肯笔下的西藏不同于众多作家、旅行者的西藏叙述,他并非从外部进入,即从八角街、布达拉宫、青稞酒、锅庄舞、唐卡等这些外部符号切入,而是如莲花般从内部绽开。通过其散文,我们可发现,他的西藏叙述以所在的学校为原点,层层泛开,由藏区的孩子到学校周围的河谷、雪山,再到藏民的居家生活以及近处哲蚌寺的喇嘛。选择这种绽开的方式,是因为宁肯以自我精神的内省和灵魂的启悟,发掘到了西藏之所以为西藏的独特支点,即决定西藏神圣性的因素: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有一种纯粹的精神世界始终叠压在现实世界之上。看得清、听得懂西藏的沉默,才能够听得懂西藏世界日常的喧嚣。可以这样说,西藏的沉默或者说神圣性很多时候本身就是某种日常,所对应的不仅是十世班禅大师感念最微小的生命的颤动的细微动作,也是《一条河的两岸》中划牛皮船的老人为我一人花费整整一天的等待,同时也是临时失学的学生桑尼始终不肯放下肩上柴火的执念(见《沉默的彼岸》)。总之,西藏的沉默冲开了宁肯灵魂世界四周的壁垒,回环然后充溢,作为读者,我们所看到其笔下的西藏生活,恰是这个充溢的过程,虽然时光飘落经年,却依然鲜活,依然纯粹。

  王国维曾经指出:“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以这段话来概括宁肯西藏生活篇章,可谓恰切。因为所知者深,决定了其书写内容的充实和光辉,因为所见者真,所以其行文去除了技术的要素,写景抑或叙事,皆为直呈,这种传统的笔法始终伴随着主体的悟性,笔下意象缤纷,使得诸事物皆涂抹了澄明的色泽。这种澄明的状态即是宁肯所言的“在场”的审美效果。且看如下一段:“午后,村子异常寂静,狗睡在墙下,拖拉机像静物,石头房子有短小的阴影,牛粪墙几乎自燃。一切都在产生自己的影子,我也一样。我不动,村子也不动,一切都不动了。我在背景中被呈现出来,身体布满阳光的颗粒。”(见《在一棵树中回忆》)此处,“我”成为内置的视点,诸事物直呈眼前,目击而道存,彼此之间相互连缀,村庄的静倏然将主体拖入,如光辉,照射和洞穿便成为自然。这种语言上的简练和澄明,需要主体极好的悟性方可支撑。类似上述的句子,恰似四处散落的贝壳,楔入各个段落之间,轻盈而优美,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的一个判断:“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为了对生存之重做出反应而去寻找轻。”

  集子的游记部分包括两篇文章——《虚构的旅行》和《出埃及》。其书写方式是现场的,时间、地点、因由等逻辑因素,皆以虚化的方式处理,这种貌似随意的方式,实则要维护的是主体心性的独立。两篇游记,是宁肯为自己写下的文字,也是对“存在”的记录。第一篇为欧洲记行,从西班牙到法国,再到荷兰,他所发现的是那些容易被遮蔽的寻常事物,比如酒吧里嗜酒的少妇以及前来搀扶她的孩子,有一种寂寞的清冷在里面;红磨坊中“我”与金发女郎的共舞,超现实的意味以现实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在《出埃及》中,连景物的因素也被省略掉了,由阿斯旺水坝直接进入古埃及人的天文想象,由尼罗河直接进入的则是经典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到了红海,则专注于探究红海的蓝颜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宁肯的游记,不是那种通常的进入和沉浸,相反,读者看到的却是普遍的疏离,或许是出于被对象淹没的恐惧,他需要以这种疏离来保持自我真实的体温,从而保证过程的真实。

  鲁院记录部分,随性的风格之外,还注入了泼辣的元素。4个月的鲁院生活,来自不同地域的青年作家,严谨的听课环节,已过不惑之年的宁肯扎堆其中,很容易成为游离分子,而烧烤摊的啤酒、诗歌朗诵会、话剧《雷雨》的排演,激活了宁肯身体内部的激情。在“鲁十三”这个群体中,他既是老大,又是学长,也是弟弟妹妹手中的棋子,宁肯愉快地接受了这多重角色,并忘情地投入其中。鲁院记录取名《鲁院之维》恰恰对应其上,这里有激发起的友谊,短期内砌起的信任,有冷却许久的热情,还有多年之前西藏生活烙下的执念,从中我们不仅感知到鲁院内部的多维生活,也可体察到宁肯自己多维的面目。

  如果对作为小说家的宁肯更感兴趣的话,那么对话部分,尤其是作者与老友林跃关于西藏的谈话,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这一部分是对文字留白背后的细节补充,因何而去,跫音足迹所至,回京之后的行踪,历历细节,皆得以完整地补充。更为关键的是,这一部分清晰地勾勒了宁肯小说中的西藏因素,也回应了西藏生活对其小说所产生的影响。谈话部分中有“审美的解放”这一小节,一切玄奥,尽在其中。

  借助审美的解放,宁肯不仅在小说中,也在关于西藏生活的散文中建立起独有的感性,它可以帮助读者,让周遭的生活世界重新变得陌生。如此,新的感知通道被搭建起来,如艾略特所述:沿着我们不曾打开的通道,通往那扇我们不曾打开的门。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两位老友谈话中无意流露出的一个细节,即回到北京之后的两位朋友,居然十几年间没有谋面,那是因为没有西藏生活的沐浴,没有审美之维的觉醒,就不可能有相忘于江湖的自由。美是自由的本质表现,如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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