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忠实的实践者(冯骥才)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冯骥才

　　能把一个地方的文化从源头上记载下来，保留下去，这需要有长时间的付出并积累。听说曹保明的《东北文化源头记录》(20卷)即将完成，我心里感到很欣慰，这是田野文化的重要成果。记得每当曹保明到天大开会，我们学校学生、教师往往都对他有一个事先的“打算”，知道他来，我们事先排出一个时间表，如何去采访他、挖掘他。这里的人把曹保明当成了“田野”。中国民协开会也把他当成了“田野”，这都因为，在中国民协的所有副主席中，他是一个特殊的副主席，他把东北文化、东北地域文化整体地挖掘出来，并形成自己的独特积累，也是一种国际视野。曹保明能让地域文化得到生动的展示，人们在认知他的时候，也认知了东北的文化地位和历史地位。

　　还是在几年前，长白山森林号子通过评审已然庄重地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使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高大的东北汉子的身影——曹保明。那一年，我去吉林省参加国际萨满文化研讨会，曹保明作为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陪同我跑一趟长白山区。在大山腹地一个叫二道白河的地方，一个巨大的森林贮木场里竖立着大片古老的运木架。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高大、壮观、带着强烈的原始气息，令我震惊！保明说如今森林已不再大规模采伐，这些古老的贮木场很快便要消失。我对他说，这就是说这些东西已进入我们保护的范畴。这种贮木场是长白山特有的历史空间，它见证着千年以上长白山特有的伐木文化。我还说，当历史走了，就把它留给我们了，你可一定要为保护好长白山森林的文化多做些事，不能让它们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消失。说过后我回来由于工作繁忙也就忘了。可是年初，我突然收到一本书，名叫《长白山木帮文化》，作者是曹保明。翻翻一看，他已经把关于长白山森林文化的书都写出来了，他的动作真像救火一样快呵。一种从书中散发出的炽烈文化情怀让我感受到了。更叫我高兴的是，他还把这长白山森林文化中一种灵魂性的东西——“长白山森林号子”做成申报文本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他的文化眼光、见识以及努力，长白山森林号子得到了专家评审组的一致认定。一种抓不住就会烟消云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他永久地确保下来。

　　从那次在长白山看贮木场以来，不过半年多的时间，除去写作，他还要做大量的行政性工作，他要付出多少辛苦去到大山里调查与研究？民间文化学者最至关重要的工作不就是田野作业么？如果只坐在屋子里“坐而论道”，恐怕像长白山森林号子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早消失得连影子也找不着了。

　　多年来，许多次和他用手机联系，他都是人在山川之间。不是在荒芜人迹的深山老林里保护森林文化，就是在流水湍急的松花江和鸭绿江、图们江地带，带领会员们抢救文化遗产。他几乎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无论是冰冻三尺的严冬，还是酷热的盛夏，时不时离开城市，走到文化发生地去，和文化传承人交朋友，帮助原住民认识他们自己文化的价值。我一听到他人在山里，就羡慕他，被他感动。在这个充满诱惑与欲望的时代，这样的为一种精神事业而倾尽全力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人，东北那边一部分民间文化遗产才得以保护下来。如果没有曹保明这样的文化的守望者，许多文化遗存就会转瞬即逝。很多地方不是转眼间只剩下一片荒芜，连记忆都没有留下吗？一块文化失忆的土地是苍白的。也许我们现在还不能明白这些文化及其守望者的价值，但我们不能等到明天才明白。这件事又让我想起抢救“闯关东年画”的工作成果。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看山东人闯关东那个壮举，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一定会冒出来——千千万万山东人给关东带去了哪些齐鲁的文化，他们的文化被那片冰雪大地吸纳融合了吗？闯关东是求生渴望所驱使的普通民众的迁徙。它带去的肯定不会是精英文化，而是随身的乡土文化。精英文化是自觉的，民间文化溶化在温暖的生活与情感里，往往是不自觉的。可是，只要生活融合了，文化就会生出根须，往那块陌生的土地有力地扎下去。那么怎样才能找到闯关东所特有的文化踪迹呢？

　　年画是年时应景的装饰，也是消费品，用后便弃，不会存藏。因而，不管历史上制作的规模如何巨大，遗存却总是寥寥。在上个世纪末，各地古董市场已鲜有古老的年画及老版出现，但进入二十一世纪，大量的老年画忽然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每过眼前，竟发现大多是山东几个产地的风格。山东是年画产地最多的省份，大产地有四个：杨家埠、高密、平度和东昌府。如今，这些产地的古版年画早已是一画难求，怎么会一下子蹿出这么多来？尤其是高密的画，数量居首，很多画种、画法从未见过，比如“扑灰”的“对美”，常常在身上或脸上刷一道很厚的明胶，好像涂一层漆，极其光亮，是怕磨损还是为了更鲜亮？还有一种木版印绘的戏出人物，以武戏居多，市场上称做“刀马人”，先前也很少见过。如果画上不是清清楚楚署着高密某乡某村，谁敢说是高密人画的？再一问卖家，都说是“从东北进的货”。这些画怎么都跑到东北三省的民间了？

　　这使我联想到，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植物学家科马罗夫，他在沈阳和吉林等地就买到过大量年画，现今收藏在俄罗斯的国家地理协会。2004年我在访俄期间钻进圣彼得堡一个窄如巷子的小街深处，寻到这个闻名世界的地理学会，在学会的资料室里受到热情接待，有幸看到那批一百多年前来自中国的民间杰作。我轻轻地一页一页掀动着码在桌上足有一尺多高的古版画，仔细辨识这些画的产地。中国北方各个年画产地竟然一处不缺。这表明东北三省广大的民间一直是中国木版年画巨大的市场。照以往专家们的说法，东三省本身没有年画产地，它只是一片广阔无边的消费年画的世界。连《辽宁省志》都说他们那里一直到民国年间也没有专业的年画艺人。故而，从来没有人去东北研究年画。连画都是外来的还研究什么呢？然而在过去，专家们多从民艺学和美术学——很少从文化学来研究年画。直到近些年东北地区一些古董市场年画渐渐走红，专事年画收藏的人日见其多，才使我们想到它背后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人文背景——闯关东。

　　从清初至民初这二百多年间，两三千万山东人一批批前赴后继地奔赴到广袤又肥沃的东北大地谋生。民俗是一种无法丢弃的顽固的文化心理；而且，情感浓重的山东人一定还把故乡的习俗作为乡情乡恋最深切的表达方式。于是盛行于齐鲁民间的年画，肯定会被千里迢迢带到这里，一年一年渗入到本地岁时的生活里。

　　从近代出版的一些东北的方志(例如从黑龙江的《兰西县志》、《桦南县志》、《宝清县志》到辽宁的《桓仁县志》、吉林的《白城县志》、《农安县志》、《榆树县志》等等)看得出，腊月底都有张贴年画和门画的风俗。这些地方恰恰就是山东人闯关东的落脚地。可是，山东人闯关东是漫长的二百多年呵！东北三省使用的年画一直都是山东人从老家捎去或是由关内供应的吗？既然东北有那么巨大的年画需求，山东人会不会把他们的作坊搬过去，甚至在那里也形成一些小产地？我这样推测，是因为很多年画产地的源起，都始自一些心灵手巧的外来艺人把刻版印画的手艺带过来，会不会有一种我们从不知道的“闯关东年画”？

　　我把关于“闯关东年画”的想法告诉给家在吉林的中国民协副主席曹保明，请他下去先摸摸情况：弄清楚闯关东年画到底是一种文化传播的现象，还是东北曾有过年画作坊和产地——只不过我们对此无知？曹保明是保护东北民间文化的一员大将。人熟地更熟。田野工作是他的强项。他写过不少关于猎手、渔夫、伐木与驯鸟高手的口述史，都是田野记录的上品。其实我俩有许多相似之处，就是既能调查，又能写。有许多人能调查不能写，或能写不能调查。

　　经过他带领民协人员几年的艰苦普查、抢救，“闯关东年画”终于有了成果。他们在吉林北部挨近黑龙江的白城的通榆竟然发现木版年画的作坊！这可是民艺学一个大发现。它填补了东北三省没有年画产地的历史空白。白城地处科尔沁草原。满人入主中原后，把这片草原划给曾经有助清王朝的蒙古族贵族。后来，蒙古贵族大块大块地把草地出卖给来开荒播种的山东人。这里就成了闯关东的热土。山东人在栽种生活时，无意中栽种了文化。年画也扎下根来。

　　曹保明的调查结果，印证我们的推断不谬。吉林通榆年画作坊的历史可以上溯一百年以上。上一代故去不久的知名的年画传人有刘长恩(1931-1996)、刘佩行(1953-2006)，就全是山东济南历城千佛山人。如今健在的年画传人李向荣、朱家安以及剪纸艺人高静，祖籍也是山东。据他们说，制作年画的手艺是曾祖一辈“闯关东”时带到草原上来的。这些都证实了此地的年画制作与闯关东的直接关系。据初步调查获知，李向荣一家所擅长的年画全是中原的传统题材。诸如门神、灶王、神像、戏出故事、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娃娃仕女、吉祥图案等等，一样也不少。他们自己刻板，自己印画，连染纸也自己做。他家印制的年画行销远近很多地方，连周边的包拉温都、瞻榆、糜子荒一带蒙古族村子也挂他家的画。可惜由于历史久远和文革之难，世代相传的数百幅古版全劈成碎木烧了。没有版就没有版画的生命，从此也就中止了年画制作，一些年画艺人全改行了。如今，传人李向荣还是技艺在身，工具依存，但空无画版。去年，通榆木版年画曾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历史资料匮乏，未能被认定为“遗产”。

　　为此，我请曹保明对“闯关东年画”做继续延伸调查。一是扩大普查范围，进行地毯式文化搜查，重点是找寻年画制作的传人与后代；二是对白城博物馆现藏的为数不少的民俗年画进行鉴定，找出确定无疑的本地作坊的年画遗存；三是从东北各地的古董市场和收藏家手里找寻物质性见证。一俟材料充分和明确，我们会在吉林或黑龙江什么地方召开“闯关东年画”学术研讨会。至于闯关东年画的艺术特色，以及画中东北地区的人文内容，都需要下一步深入地研究与探讨的。闯关东年画肯定是一个尚未开发的文化矿藏。但这个功劳，我们不能忘记保明扎实的工作功绩。

　　前不久，中国当代传统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召开，让谁来主持呢？这次会议，有来自全球如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最具代表性的“田野”文化方面的著名专家和学者，如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艾伦·伯恩斯教授，他是世界上著名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田野文化工作专家，他曾经亲自到南美玛雅人生活过的部落里采访古老的印第安人的首领亚玛，写出了《朝代的奇迹》。他记载的玛雅部落的首领曾经是一位中国人，他小时随家人从中国的北方迁徙到南美，家族辗转经白令海峡、北海道，到达加拿大，然后又从美国往南，来到了和墨西哥毗邻的南美州印第安人玛雅部落，后来，他在反对墨西哥人的压迫战争中，率领部落人去抗争，成为了一名首领。艾伦说，他与亚玛对话，感觉出东方民族的那种执著和睿智。

　　是中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把一个久远的历史话题留给今天并将重新提起。这个真实的记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人在历史上以自己不停的开拓脚步和顽强的迁徙到达了世界上的各个地方，包括南美这最遥远的地方，并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和智慧成为玛雅人部落的首领。那么组织和主持这次对历史民族生活传统进行深入探研的研讨会一定要选出一位能够在这个领域有重要影响并熟知地域文化的专家与其对等，这时我一下子想到了曹保明。开会之前我约他事先来天津。我对他说，你不要照稿主持，你要从内心深处把对中国文化的地域文化调查感受和理解表达出来。曹保明当时有些顾虑，我便说，以你多年对东北深入田野的文化实践，把生活的感受与生动性表述得越自然越好、越流畅越好。因为这次会议其实就是对中国和近现代国际社会和人类现实生活传统的调查专题，越朴实便越真实，我们相信你会做好。我给他打消顾虑，也是在挖掘他。他也感受到文化对他的重视。我又告诉他这次会议要充满深深的学术交流气氛，因为还有天津皇会的许多传承人到场，并把当天论坛开幕式后的第一场论述为我、乌丙安、刘魁立、陶立幡先生的发言作点评和评议的任务也交给他。对于一个在当代文化界进入这样的层次，这是一个人很高的资格。无论是开幕式，还是第一场的交流、点评，他最后都是胜任并别开生面。记得当介绍韩美林先生时，保明的生动阐述也让韩先生感动了，他甚至在现场唱起了当年他在乡下听到的陕北民谣。这些其实都是“田野”工作的“功力”，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该是多么重要的能力呀！曹保明非常善于进入田野文化深入开发和实践，他主持会议和论坛之后，又形成了对艾伦·伯恩斯的采访，并写出了《一个古老的文化存在》的“田野”对话。

　　因此我也在想，其实我们应该重视一下像曹保明这样的学者。多少年来，他在民间奔走，随手写下的著作就有几十部之多，但从不张扬自己，仍是朴朴实实地为抢救和保护民族文化默默工作着。如果我们的每一种文化遗产都有一位像曹保明这样的守望者，我们就会放心；如果我们文化的事业，能有一批像曹保明这样的人在基层努力工作，那样才能真正繁荣与发展起来。当然，对那些不计回报肯于为文化事业而献身的人，我们也应有责任去帮助、爱惜和重视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事业的中坚力量。听说吉林省要将保明近百部著作精选出二十部编辑出版，我欣然为其题写《东北文化源头记录》，我觉得，这真是文化的源头记录，虽然属于东北吉林地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国家乃至世界文化遗产的珍贵财富，愿它早日与世人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