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陇军：邵振国 从《若有人兮》谈起(邵振国)

　　感谢《甘肃日报》“百花”版约我写这篇创作谈。我很惭愧，或许那已是一道过眼云烟了！

　　但它伴随着我的生命，认真的、刻意的寻求和心血。先引一段拙作文字：“史淑芬听见自己身体扑通——响了一声，倒在地上。”她“听不见一声鸡鸣狗叫，听不到地窟窿里一只田鼠蹿动，听不到一株包谷秆子风吹摆动。只感觉在她的体内有一片无限开阔的无比陌生的大地，黄土泛着潮气和土腥味，地面尚存活着一棵树，枝枝叶叶尚且茂盛，冠顶飘着柔软的阳光”。

　　这就是拙作《若有人兮》开篇第一段。我想说，或许它呈现出我的语言的某种刻意，什么人才需要特别强调“听见自己身体”的声音，而又听不到存活空间中一切别的？那片开阔的大地，怎么会是在她的体内，并且是无比陌生的？我想，这种刻意为之的或许即是一种有表现力的和象征意味的。

　　于是我联想到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日落复日出》中的句子：“无尽无休的戈壁滩，人迹罕至。像到了月球上，这里没有生命。拖拉机突突突，声音消逝在荒野中。白热的太阳，扒去了这大戈壁的皮，它那男性的身子裸露着，亮出胸肌、腹肌和生殖器。一股焦灼的气味，如火灾中死尸散发的气味，和着那肉眼可触的水蒸汽，在大漠前面蒸腾，使那地平线模模糊糊跳跃着。”这是我的中篇小说《拐枣》中的一段，它不是在描写环境，而是勾画我的人物并给予他命运的氛围。

　　我的短篇亦如是，例如《白龙江栈道》：“沿着石壁，有无数的桩孔，黑洞洞的，间或有几株飞燕草或是打碗花红红紫紫地挂在那儿，几条藤萝从空穴中爬出，像蛇一样青青绿绿攀上崖去或垂下来。几只秃鹫栖息在那儿，亮着刁钻、凶悍的绿眼，像是随时准备飞起去捕捉什么猎物。唰地展开翅膀，扇落那巢穴中的羽毛和粪屑。苍鹰盘旋，像是俯瞰、寻觅着那古栈道的残迹……”

　　窃以为这种语言，对人的视觉是有冲击力的。更主要的是，它不是作为简单叙事的呈现，而是有着对内容更大包含的企图。或说它试图改变语言一般叙事目的，使它成为泥土砖瓦，去建造我们想要的房屋。自短篇《麦客》之后，我发表有二三百万字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中短篇，不能说没有败笔和幼稚的东西，但在语言这一美学认知和实践努力上，却是一以贯之的。尤为突出的窃以为就是《河曲，日落复日出》《远嫁》《雀舌》等篇什。

　　接下来想说说我的小说情节，及它带有普遍性的叙事整体。先说说我所谓的“普遍性”，我常想，我是一滴水，既为“一滴”，便是一滴个性化的水。但大家知道“水即是河”的道理。我不能同意的回答是“水就是水。”我必须问我是怎样的水呢？河水，井水，泉水，海水？我既是那大海涌起的一屑儿泡沫，那么，这滴海水便不可能不载有海的咸味，乃至海藻的浮游和整个大海的蔚蓝色。因此，无论人物还是情节，在我这里都不会有离奇、杜撰的“新颖”，相反却有着被岁月积淀了的“陈旧”色。它们都是普遍地发生着的，或普遍性地将会发生的，是人们可以想到的。

　　《若有人兮》中的孙志福，他就是那样一个复转军人，曾用他那把监管大队队长的枪，把史淑芬押进地窝棚；在大饥荒年月，这个大食堂的伙管员偷偷地给那个地主小婆送洋芋，的确救了史淑芬和她的一群娃儿的命。然而他却背负着“乘人之危”的内疚，穷其一生。女主人公史淑芬，莫过是个三易其嫁的女人，第一个男人土改时上吊自杀了，第二个在荒年饿死了，第三个就是赴朝鲜而活着回来的大兵孙志福，他们一生好好坏坏，分分合合，过得很不幸。这情节再普通不过了，它没有任何离奇、曲折，人为的编造。但是它却能够透视出人之“关系”的普遍性的悲剧和宿命。叔本华说：这种悲剧，“就无需(布置)可怕的错误或闻所未闻的意外事故，也不用恶毒已到可能的极限的人物；而只需要在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们，把他们安排在经常发生的情况下”，“几乎当作(人的)本质上要产生的东西，这就是不幸也和我们接近到可怕的程度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在《若有人兮》前后亦即近年，我发表了数十万字的中短篇，以平均每年三部中篇、二个短篇的创作量艰辛挺进。其中值得提及的篇目是：《鸟与恐龙》《麦色》《细雨草地》《没有水、没有太阳》《绿松石》《彩虹睡着》《四气五味》等。它们虽然题材领域不同，艺术与内容各异，而在人物和情节的设置、铺排上，却都具有上述所说的性质。

　　这里我要说另一点，即它的整体叙事是有所载承的。即说，它的主旨内容并不在叙事层面，而在于“象外之旨”的形而上性中。当然，作品的这一内容是不容易被领悟的，所以，恩斯特·卡西尔说：“一件艺术品的美绝不是‘悠闲的’。对艺术的欣赏并不发生于一种软化或放松的过程中，而是在我们全部活力的强化中……只要我们没有全神贯注，而是追求令人愉悦的单纯游戏，那我们就无法领悟艺术品本身。”(《人论》)

　　例如前述《白龙江栈道》，写的是打工汉昂戛，牵着他数月所获的马坨子登上栈道，而不幸遇到迎面而来的过客道尔吉。这栈道的窄促是不容相向错身过去的。昂戛把自己的马坨子推下栈道，滚入咆哮湍急的江中。再如中篇《四气五味》，写了一个患有白癜风病症的青年王通络，他轻生、吸毒、偷盗，屡进派出所、监狱，两次自杀未遂；他父亲王划天是一位著名医生，长年累月为医治儿子的病症苦心钻研，却治愈不了它，但是后来一日，儿子额眉上那块白斑终于转好变色了。这些叙事的主旨内容，都不在叙事表层，它正像《若有人兮》中的鱼塘，它是象征性的东西，那片蓝盈盈的水面，孙志福往里面投放饲料，他投一把他的弹片伤处就痛一阵，他往里投入也痛，他往外捞鱼出卖也痛，不知道这个日怪的鱼塘是个什么东西呀！末了它被一场山洪冲毁了。因此它才有了一个形而上性的层面。

　　综上，本人试谈了三点：一、语言是有表现力和象征意的，故它能够达到表现和象征的功利，而且还呈现出自身个性；二、情节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它能够做到康德美学所说的“可有效传达的”；三、整体叙事并非停步在叙事表层，所以它是有所“载”、有形而上性的。

　　但或许这三点只是我的希望和主张，而我之拙作并非如是！

　　邵振国：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任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文学院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若有人兮》《月牙泉》，中短篇小说集《日落复日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邵振国卷》。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要有《论文学与概念的关系》《文学之形而上性》《通向墓地》《契合与相左——试说〈文心雕龙〉与玄学本体论》。作品《麦客》获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当代》文学奖、首届《小说月报》百花奖，《月牙泉》获第二届敦煌文艺奖一等奖。